浅论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

邓小平认为，国家利益是国家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安全利益和外交利益等多方面的有机统一体。邓小平善于从全球的高度来分析战略态势，把中国的国家利益与人类的根本利益紧密地结合起来，从全人类的发展中来界定中国的国家利益，确保中国的国家利益与人类整体的进步、发展保持一致性。他强调，依据时代主题来确定中国的国家利益，维护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主张在国际交往中要把国家利益作为处理国家关系、确定中国对外行为的最高准则。

国家利益观是对国家利益的根本的、总体的看法，是关于国家利益的内容、价值、途径等方面的根本认知、评价与操作方法。不同的民族、国家、阶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国家利益观。这种国家利益观既是对客观的国家利益的一种能动反映，也受到历史文化传统、国际规范建构等方面的影响。作为战略思维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家利益观一旦形成，便会对国家战略的决策和实施等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是邓小平在实现、维护和发展中国国家利益的实践中不断总结全党的智慧所形成的，是对中国国家利益的内容、主体、方式、方法等方面的根本观点和总体看法，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一、以中国人民为本

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利益最终是中国人民的利益。我国的国体决定了我们的国家利益必然真正体现、切实维护中国人民的利益。邓小平曾深情地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要把人民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1982年9月，邓小平在与撒切尔夫人谈到香港问题时说：如果在1997年后还不能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和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人民就没有信任我们。在谈到中印边界问题时，他对来访的印度代表团指出，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你们有人民感情的问题，我们也有人民感情的问题。这些论述表明，邓小平始终把中国人民的意志、需要、愿望、感情，作为国家利益的最终归宿与依据。另一方面，邓小平还强调，要维护中国人民的利益，就必须坚定地捍卫中国的国家利益。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还存在的国际社会中，在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仍然存在的现实生活中，要维护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权利，就必须坚定地捍卫国家的利益。

实现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坚定不移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邓小平经常把“中华民族”和“国家”这两个概念交替使用，要求把捍卫民族利益与爱国主义结合起来，把以民族利益为重的行为看成是维护国家利益的爱国行为。早在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就曾指出，我们认为，没有民族利益就没有了阶级利益，因为国亡了，地主、资本家无出路，工农、小资产阶级也无出路，所以我们始终坚持统一战线，主张各党派、各阶级的密切合作。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新泽西kil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在谈到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时说：“和平统一已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但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我们希望国共两党共同完成民族统一，大家都对中华民族作出贡献。”[](p3o~1990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马来西亚郭氏兄弟集团董事长郭鹤年时指出：“大陆同胞，台湾、香港、澳门的同胞，还有海外华侨，大家都是中华民族子孙。我们要共同奋斗，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Oly[](P362)邓小平不仅强调的国家利益是真正全面地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利益，而且指出，只有真正地爱社会主义中国，才能确实地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

二、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综合利益

国家利益的内容是丰富、多样的。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是国家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安全利益和外交利益等方面的有机统一体。在这些国家利益中，邓小平从时代主题的变化和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转变中，把国家的经济利益作为国家利益的核心，形成了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全面的国家利益观。
首先，发展经济是当代中国国家利益的核心。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是社会存在与社会发展的基础，是社会历史的最终决定力量。邓小平针对“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曾反复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中国人民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 “现在要横下if,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我们全党全民要把这个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来，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 “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只有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国家才能一步步富强起来，人民生活才能一步步改善”。

其次，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把国家的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维护好、发展好。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利益，集中体现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保持政局稳定，保持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坚持政策的连续性，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的民主法制建设，在党的领导下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改革。在国际生活中，维护中国的国际地位、国际影响，不断改善我国的国际政治环境，开拓对外政治交往。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把精神文明作为中国文化利益的核，是邓小平的又一重要贡献。早在1979年lO月，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就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980年12月，他在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并对精神文明的内涵作了明确的概括：“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

1985年9月，他在中国全国代表会议上，就精神文明建设对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影响曾指出：“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不仅要建设、发展好中国的文化利益，还要在国际交往中坚持维护中国不怕压、不怕邪、讲原则的形象，维护民族尊严，讲国格，重骨气，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破坏我国的社会制度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

再次，要始终把国家的安全与主权放在第一位，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全局的基础上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实行真正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在对外交往中，维护国家利益的核心，就是维护国家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在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指出，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获得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1989年，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他又说：“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同年，他在会见以樱内义雄为团长的日本贸易促进协会访华时说：“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邓小平还指出，重视安全与主权，积极展开对外交往，最终要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这个大局。“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不是假话，是真话。这不仅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一件大事。’’

最后，把国内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是决定性因素。为此，一方面，邓小平反复强调，中国的关键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断发展自己。1978年后，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多次指出：“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是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现代化建设“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条件。一切决定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干得好不好。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们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
 

如果我们国家发展了，更加兴旺发达了，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就会更大。……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台湾回归祖国、祖国统一，归根结底，都要求我们的经济建设搞好。”[1](P240)另一方面，他又反复强调要善于守拙，不称霸，不当头。他指出，很多朋友说，中国是第三世界的头头，我们说头头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这不是什么客气话，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冷战结束后，他明确指出：“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当然，韬光养晦，也还要有所作为。“作什么?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此，就要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三、中国的国家利益与人类的利益是一致的

邓小平善于从全球的高度来分析战略态势，把中国的国家利益与人类的根本利益紧密地结合起来。1980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时说：“对我们中国来说，考虑问题历来不从中国自身利益一个角度考虑，而是从全球战略来提出问题，考虑问题的。”同年6月，他在会见美国战略机构访华团时又说：“中国考虑问题是从全球战略的角度出发的，而不是只从中国本身，也不是只从亚洲、太平洋地区的角度出发的”。同年8月，他再次强调：“中国是在长期被孤立的状态下奋斗出来的，中国历来考虑问题，包括中美改善关系，不只是从自己安全的一个角度，当然有这一面，更主要的是从全球战略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据此，邓小平强调中国要依据时代主题来确定中国的国家利益，维护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1985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时明确提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正是立足于这样的判断，邓小平强调，从政治角度说，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不是破坏力量。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从经济角度讲，中国的发展会有利于全世界的发展。

其次，邓小平强调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与广大第三的世界国家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1974年5月19Et，邓小平在会见塞浦洛斯总统马卡里奥斯时指出，我们要永远站在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一边，不当超级大国。这是我们的一个根本原则，不仅我们这一代，我们的下一代、再下一代，永远要坚持这个原则。在与巴西总统菲格雷多会谈时，邓小平指出：“中国现在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富强起来，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

再次，邓小平坚信，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将有利于人类进步与发展，促进人类社会的和平、民主与繁荣。他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问，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总之，建设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比资本主义还要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和平的社会主义，是中国国家利益的最大体现，也是中国对人类进步的重要贡献。

四、国家间的利益关系是平等的

一方面，邓小平主张在国际交往中要把国家利益作为处理国家关系、确定中国对外行为的最高准则。在与英国协商香港问题时，邓小平义正词严地宣布：“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01)[](p121989年1O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郑重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
 

另一方面，邓小平也强调，国家间的利益关系是平等的，应该在互相尊重、互谅互让的基础上不断培育国家间的共同利益。他指出：“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m30)对中美关系，他强调：“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只照顾一方是不行的。”[2](P351)1989年1O月，邓小平在会见泰国总理差猜时说：“中国要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同样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侵犯别国的利益、主权和领土。”同时，邓小平力倡国家间的利益冲突要以和平协商的方式来解决，对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等一等、放一放。在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邓小平指出：“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我还设想，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P49)“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一国两制’，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来的，但是这个思路可以延伸到某些国际问题的处理上。好多国际争端，解决不好会成为爆发点。我说是不是有些可以采取‘一国两制’的办法，有些还可以用‘共同开发’的办法。”[2](vs7)根据这一设想，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成功地解决了香港、澳门问题，并为推进台湾问题的解决作出了积极贡献。围绕中国南海等领土、领海问题与周边国家的争议，邓小平也创造性地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思想，对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周边合作，增强各方信任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五、立足长远。着重把握国家全局、根本利益

国家利益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国家间的利益关系也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对国家利益的运筹要善于立足全局，关照全局。作为指导全局的战略家，邓小平特别重视对全局利益的把握，在国内强调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想方设法服从服务于大局；在国际交往中，强调从国家问的全局利益关系中来处理国家间的问题。自觉服从大局，立足大局行动，是邓小平在长期革命战争和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形成的一贯品格。1975年邓小平重新回到工作后指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也就是说，从现在算起还有二十五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1984年l1月，他在军委座谈会上还说：现在需要的是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这个问题，我们军队有自己的责任，不能妨碍这个大局，要紧密地配合这个大局，而且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把握国家利益，还需要立足长远，抓住机遇。

1966年2月26日，邓小平在全国工业效能工作会议上说，有了五年计划，还要有长远规划。打歼灭战要选定突击方向，不能乱打一阵。哪方面快些，哪些方面慢些，没有长远规划，方向就把握不准。有了长远规划，就可以纵观全局，目标明确，实现多快好省。强调抓住长远利益，不去计较一时一事得失，在邓小平对推动我国对外开放的论述中，体现得较为充分。“现在总的是要允许吃亏，不怕吃亏，只要对长远利益有益就可以干。”[](P313’)在谈到中国为什么要搞高能加速器时，邓小平表示，我们是从长远考虑的，从长远考虑，不搞是不行的。他反复对外国朋友讲，那种动辄以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为援助条件的行为，不仅严重影响着别国的发展，最终也会影响发达国家的自身利益。为此，他还富有远见地说：“历史最终会证明，帮助了我们的人，得到的利益不会小于他们对我们的帮助。至于政治上战略上的意义就更大了。”在谈到中日关系时，他指出：“把中日关系放在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来发展。”“看得远些广些，有利于我们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不只是对一方有利，而是对双方、对两国人民都有利。”“中国现在缺乏资金，有很多东西开发不出来。如果开发出来，可以更多地提供El本的东西，现在到中国投资，对日本将来最有利。”邓小平主张的立足长远，不仅反对过于计较一时一事得失，而且提倡要善于抓住机遇，加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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