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颂扬不忘批判——论沈从文小说的启蒙特征

沈从文的创作文本固然展露出作家对至善至美人性的格外倾心与热情颂扬，但也揭示了都市上流社会的“阉寺病”，凸显了下层劳动者的奴隶根性和“看客”心理，对诸多国民劣根性进行冷峻剖析与理性批判，昭示出重造国民精神的迫切性，呈现出明显的启蒙特征。

　　论文关键词：沈从文；国民性批判；“阉寺病”；奴隶根性；“看客”心理

　　尽管沈从文一再以人性的治疗者自居，称其创作是为建造“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追求“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尽管研究者不断强调沈从文是一位人性的歌者，指陈作家笔下“那些厚道而简单的灵魂”，“都有一棵伟大的心”，他们“无不先人而后己——无己”，等等，但是，笔者在翻阅了厚厚的《沈从文全集>，考察了作品中的男男女女以后，无论如何都不能同意作家的自我标榜与研究者的阐释结论。因为沈从文的创作文本固然展露了对至善至美人性的格外倾心与热诚颂扬，但也呈示出对诸多国民劣根性的冷峻剖析与理性批判，呈现出明显的启蒙特征。

　　　　　　　　　　　　　　　　　　　　　　　　一

　　改造国民性是中国新文学的一大主题。新文化运动伊始，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学先驱就从文化批判人手，探求国民性改造的途径。鲁迅更是毕生为之，堪称中国改造国民性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早年在日本东京弘文学院求学时，就思考“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等问题，回国后，又以艺术的方式对改造国民性这一课题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挖掘，开启了中国新文学的启蒙传统，并使其成为中国新文学现代性的主要标识之一。以重造民族品德为己任的沈从文，同样关注国民性问题。当然，不同作家所关注的国民性内涵不尽相同，就沈从文而言，他的批判重点是都市上流社会的“阉寺病”。
　　沈从文在其所置身的都市文化中，在其所置身的知识者中，到处发现缘于“文明”、“知识”的都市“阉寺病”。于是，作家首先从性爱方面人手，一再揭示都市知识者生命力的萎靡与荏弱。比如《薄寒>中的女子，渴望着男子“那种近于野蛮的热情”，要求“出之于男子直接的、专私的、无商量余地的那种气概”的“压迫”和“蹂躏”，但她所面对的是一群“微温，多礼貌，整洁”的“近代男子”，他们不肯将“斯文”除去，“取一种与道德相悖驰的手段”。又如《如蕤>，年轻貌美的女主人渴望遇到一位有“强健的灵魂”的男子，热切向往一份用“固执的热情，疯狂的爱，火焰燃烧了自己后还把另一个也烧死”的爱情，固执地追求一种“光明热烈如日头”的生命，不幸的是，环绕她周围的是一群衰颓柔靡、毫无血性的“阉鸡似的男子”。作家最得意的《八骏图>，同样从性爱角度切人，展示了一群“人人皆赫赫大名”的教授的性心理畸变。这些知识精英虽然也和湘西乡下人一样，涌动着或隐或显的情欲：教授甲枕旁置有艳体诗文，蚊帐内挂着半裸美女广告画；教授乙在海滩拾到一枚蚌壳，马上想到了女性的性器官；教授丙眼睛常看的是希腊爱神胴体上的凹下处和凸出处，大脑常想的是内侄女苗条圆熟的身体；教授丁坦言自己对“许多女人皆发生兴味”，对她们“永远倾心”……。但是，他们全然不敢像湘西乡下人一样充分地利用造物主的赐予享受生活，而是主动用种种“习惯”、“道德”等约束自己，将本能“抑制着、堵塞着”，压抑自己的天性，以致成为一个个精神上的阉人。
　　沈从文认为，性爱是人类生命存在的符号，性压抑是生活活力萎缩的标志。所以，作家从都市知识者的自我压制中发现的，并不是人格的完善，而是生命力的萎靡与荏弱。
　　沈从文在其所置身的都市世界中，发现的不仅仅是知识者生命力的萎靡与荏弱，还有上流社会的虚伪与堕落。<绅士的太太>、<有学问的人>、<都市一妇人>、<某夫妇>等作为一个系列，构成了作家描绘上流社会的百丑图。作品中的达官显贵、绅士淑女，“在白天和黑暗，在日下和灯前，常常显得两样”，他们虽然以“黑暗”作“装饰”，在“鬼脸”上涂满“雪花膏”，但仍掩盖不了堕落的事实。比如<绅士的太太>中的绅士家庭，表面上讲究礼数，文质彬彬，但撕开温情脉脉的面纱，映现出来的是肮脏与靡烂。生活在阔绰豪华大公馆里的男男女女，整日忙于串门、打牌、上馆子、进赌场，空虚无聊，懒惰庸俗。大公馆的主人更是大玩“爱情”游戏，绅士的趣味在于寻花宿柳，太太的乐趣来自偷情通奸。主旨相近的还有<有学问的人>，主人公天福教授，因抱怨夫妻间的“爱情已经老了，趣味早完了”，想以偷情的方式“来补足这缺陷”，于是与一位“有身份的女人”调情。这位女人虽然是教授妻子的同学，竟然也“愿意”接受对方的“征服”。在这一系列作品中，读者发现的除绅士阶层逢场作戏式的性欲横流外，还有他们的自私、卑污灵魂。<都市一妇人>中的女主人，经常“出没于北京上层贵族社交界中”，“染了些娇奢不负责的习惯”，为避免重蹈被男人玩弄遗弃的覆辙，得到永久的“幸福爱情”，不惜毒瞎心爱男子的眼睛。<某夫妇>中的丈夫为讹诈他人，把妻子当诱饵，结果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演出了一场荒唐可笑的喜剧。——这就是作家勾画的都市上流社会人物群像和人生情状。但作家揭示其生活真相的意图，既不是着眼于暴露他们政治上的反动，也不是着眼于揭露他们阶级本质上的腐朽，而是展示其人性的扭曲。早在五四时期，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学先驱，就把被传统礼教文化所造就的生命力的萎缩和人性的扭曲等都市上流社会的“阉寺病”，作为国民劣根性来批判，主张用原始的“兽行”来改造国民性中的柔弱素质。他们“每见吾国曾受教育之青年，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玉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弱，柔弱如病夫”时，就会发出“以如此心身薄弱之国民，将何以任重而致远乎”的呐喊，热烈呼唤“意志顽强，善斗不屈”、“信赖本性，不依他为活”、“顺性率真，不饰伪自文”等“兽行主义”的回归。沈从文小说批判都市上流社会的“阉寺病”，追求带有原始性的雄强力量，正是对这种呼唤的艺术化回应。

　　　　　　　　　　　　　　　　　　　　　　　　二

　　沈从文毫不掩饰自己对乡下人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温爱，但这种温爱仅表现为感情层面的认同，并不妨碍他在理性层面对乡下人进行反思。湘西地极荒僻，自然环境闭塞，生产方式落后，以原始古朴的楚地文化为主流文化，曾经是“神尚未解体”的地方。随着中国现代政治和社会的剧烈变迁，中原儒家文化逐渐侵蚀湘西，到了上世纪20年代中期，湘西的许多地区同样处于封建文化的统治中，祥林嫂、华老栓、阿Q式的国民随处可见。于是，沈从文忍不住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了与世沉浮的乡间灵魂，用一个个艺术形象揭示“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这一事实。
　　乡下人的奴隶根性首先表现为主体意识的孱弱。马克思认为“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类的特性。所以，主体意识是人之为人的最醒目标志。如果一个人在他的人生历程中只有被动，没有主动，主体意识孱弱乃至空缺，那么伴随他的只能是厄运。沈从文用无数的人生悲剧来验证这一点。比如<边城>中的翠翠，她无疑是爱傩送的。他们初次相遇，傩送就占据了她的心田。直到最后，翠翠仍在等待“也许永远不回来了”的傩送的出现。同样，傩送也当真喜欢翠翠，一再向爷爷和翠翠示爱，甚至他在确认是翠翠间接地害死了哥哥以后，依然深爱着翠翠。所以，他们之间没有虚假没有动摇，没有情感的分流与变更，双方的家长也没有动用千百年来相传的习俗赋予的权威粗暴地干涉。他们本来完全可以结合在一起，可惜二人却失之交臂，留下了永远的遗憾。究其原因，主要还是缘于翠翠主体意识的孱弱，没能主动地表达与追求爱情所致，因为我们自始至终没看到翠翠有什么能表示她主体性的行为。尽管傩送首次进入翠翠的视野，就“使翠翠沉默了一个夜晚”，但翠翠一直把爱压在心底，没有一丝的泄露，更谈不上主动地表达。傩送到翠翠家中做客，翠翠“自负”地回避了他的亲近。翠翠听说王团总要把新碾坊作陪嫁将女儿许配给傩送，双方父母都已同意后，虽然“心中有点迷扰”，但她依然没有行动，仍在被动地等待……傩送正是因为看到翠翠对自己付与她的一再示爱没有任何反应，觉得自己“得不到翠翠理会”后，才赌气出走。因此，翠翠的爱情悲剧，不是像许多专家学者所说的，是外在的客观因素造成的不可抗拒的天灾，相反，它是由于当事人的主体性太微弱而引发的人祸。又如<贵生>中的主人公贵生，暗恋着杂货铺老板的女儿金凤，杂货铺老板父女也“早已看中了贵生”，只要贵生“好意思亲口提一声，天大的事就定了”。那么为何他们的爱情却以悲剧而告终呢?虽然有人认为是贵生的迷信所致，也有人以为是乡绅五爷的压迫造成，但这都不是主要原因，其真正元凶正是贵生主体意识过于微弱，对爱情过分被动。面对杂货铺老板父女的一再暗示，贵生竟然没有任何的反应，让他们感受到自己对金凤的那分爱，于是，金凤那颗火热的心冷却后，转而跟上了五爷。正如鸭毛伯所说，这事全怪贵生“自己拿不定主意”。在沈从文笔下，像翠翠、贵生那样主体意识孱弱的乡下人并不罕见，而主体意识的孱弱正是造成乡下人蒙昧的主要因素。
　　乡下人的奴隶根性不仅表现为主体意识的孱弱，而且也表现为理性精神的缺失。沈从文以湘西为题材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柏子>、<萧萧>、<厨子>、<灯>、<会明>、<丈夫>等作品，就是揭示乡下人理性精神的缺失。<柏子>中的柏子，常年风里来雨里去，“吃酸菜南瓜臭牛肉”，一月收入所得，仅够他去吊脚楼一夜的花费，其命运无疑是悲凉的。<萧萧>中的萧萧，在“什么事也不知道”时就做了童养媳，“糊糊涂涂”地“变成个妇人”，在等待“发卖”期间成为母亲，“生下的即是儿子”，“就不嫁到别处了”。她的生命始终处于被动状态，在一种“偶然”中生存。<厨子>中的卖身者时常被“霸蛮不讲规矩”的客人欺负，受警察势力压榨，过着“永远是猪狗的生活”……但是，作家并不止于描述乡下人的悲凉人生处境，而且还揭示了他们理性精神的缺失。柏子照样快乐，他自以为在娼妇身上所作的“丑的努力”与“神圣的愤怒”，“抵得过一个月的一切劳苦，抵得过船只来去路上的风雨太阳，抵得过打牌输钱的损失，抵得过……他还把以后下行日子的快乐预支。这一去又是半月或一月，他很明白的，以后也将高高兴兴的做工，高高兴兴的吃饭睡觉，因为今夜已得前前后后的希望”。萧萧面对命运的摆布与戏弄，不但不怨不怒，依然“有说有笑的过日子”，而且还亲手安排下一代重蹈自己的悲剧命运，为十二岁的儿子娶了一个大六岁的媳妇。当迎亲队伍来到门前时，萧萧“抱了自己新生的毛毛，却在屋前榆蜡树篱笆间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小毛毛哭了，唱歌一般哄着他：‘哪，弟弟，看花轿来了”’。卖身者视卖淫为正常合理的谋生手段，甚至引以为荣，妓女“平常时节不知道忧愁，放荡时节不知道羞耻”，“每逢一个宽大胸膛压到她胸膛时，她照例是快乐的”。老鸨回忆起自己年轻作“花魁”被达官贵人玩弄时，竟然津津乐道——他们身处悲凉境地却浑然不觉，理性世界一片荒芜，不但不曾想过如何把握自己的人生命运，反而能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
　　由此可见，沈从文的乡土小说并不止于歌颂理想中的自然淳朴的农村生活，表现下层劳动人民的原始的人性美，而且同样在挖掘与展示深藏于乡下人灵魂深处的奴隶根性，从而昭示改造国民精神的迫切性。
 

　　　　　　　　　　三

　　鲁迅曾讲过：“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所以，在他的乡土小说中，有一系列“看客”形象。鲁迅通过这一特殊的系列形象，揭示出长期的宗法制统治不仅毒化了人们的心灵，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无情，而且导致了以咀嚼他人痛苦为快乐的畸变心态，显示出对封建文化最犀利的透视和最深刻的批判。其实，“看客”形象同样存在于沈从文的小说中。
　　如果仔细探究，我们会发现沈从文笔下的“看客”形象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他人不幸和痛苦的鉴赏者。这类“看客”面对他人的不幸和痛苦，没有应有的同情与关怀，有的只是冷漠与无情，显露出理性上的混沌和精神上的麻木。比如《丈夫>中的乡下丈夫，认为女子出卖身体是“名份不失，利益存在”的“极平常的事”，所以让妻子到花船上“做生意”。当丈夫进城探望妻子，发现妻子由一个“羞涩畏缩”的乡下媳妇变成了具有“城市里人神气派头”的妇人时，很为妻子的富有而高兴。遇到嫖客，丈夫“不必指点，也就知道往后船钻去”，“尽管她在前舱陪客，自己也仍然很平和的睡觉了”。丈夫见到水保后，为妻子有这样一位“财神”而“觉得愉快”。虽然水保临走时嘱咐妻子“今晚不要接客，我要来”，着实让他感到难堪，但丈夫还是很快地拉起胡琴唱起歌。待到醉兵上船胡闹，凶蛮占据妻子，使他蒙羞受辱，尔后巡官的“过细考察”，又打破了他希望在后半夜与妻子“说点家常私话”的梦想时，丈夫才完全明白自己的权利已被剥夺殆尽。于是，丈夫终于忍不住“把票子撒到地下去”，领着妻子离开了花船。尽管沈从文提供的是一个觉醒的乡下人形象，但作品的主旨并不是为了恢复乡下人的尊严，而是在考验乡下人对屈辱的承受力，因为，从讥讽的叙述中流露出来的不是人性觉醒后的喜悦，而是对灵魂麻木的悲哀。
　　又如<菜园>中的城里人，面对他们“相当尊敬”的玉家女主人在儿子罹难后的悲恸，竟然没有一人出来帮助料理后事，没有一人前去表示同情安慰，而且，地方绅士和名士伟人常常强借玉家花园大摆宴席，把玉家花园当成他们喝酒、赏菊、赋诗，享受名士之欢的场所。花园的欢声笑语不仅没有抹去女主人的悲伤，反而加深了她的凄楚感。于是，玉家女主人“忽然用一根丝绦套在颈子上，便缢死了”。另外，沈从文的<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新与旧>等作品中，那些杀人场面的围观者，其麻木的精神状态较鲁迅的<药>、<示众>等作品中的“看客”形象，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也许，沈从文留给读者更为深刻印象的是另一类“看客”形象：他们从各自的隐秘私欲出发，不仅将他人的不幸和痛苦视为欣赏与娱乐的材料，反而落井下石，主动参与践踏受害者。在<夫妇>、<巧秀与冬生>、<上城里来的人>等作品中，就随处可见这类“看客”形象。比如<夫妇>中的“好事者”，当一对新婚夫妇在山中“睡觉”被人发现后，马上引来一群“好事者”围观：有的汉子“用大而有毛的手摸了女人的脸”，“主张把男女衣服剥下”，以得到一种意淫的满足。妇女们恨得咬牙切齿，用手指刮夫妇的脸，“表示这是可羞的事”，斥骂他们不要脸，主张用荆条“结结实实的挞一顿”。小孩子“即刻便竞往各处寻找荆条去了”希望从“打人”中补偿自己被父亲“抽打”的损失。老年人“看了则只摇头”，忘了“自己年轻时代性情”而要救正风俗。更有乡村的“特权者”，“摹仿在城中所见到的营官阅兵神气”，从装腔作势的讯问中满足了自己对于权力和财富的渴慕。“好事者”没有“美”，没有“善”，有的只是虚伪与残忍。又如<巧秀与冬生>中的“族中人”，当巧秀妈被“捉奸”后，族长因其“光鲜鲜的肉体”被外人享受而“妒忌在心中燃烧”，遂提议沉潭处置。族中人为“得到一种离奇的满足”与“图谋那片薄田”，“不费思索自然即随声附和”，并把她“上下衣服剥个净光”。他们“一面无耻放肆的欣赏那个光鲜鲜的年青肉体，一面还狠狠骂女人无耻。”老族祖“狠狠的看了几眼，口中不住说‘下贱下贱”’，亲手将其推入深潭中。
　　“族中人”没有亲情，没有人性，有的只是私欲与暴戾。<上城里来的人>中的大婶，看到尚未出嫁的表妹被暴徒蹂躏，不但没有上前解救，反而劝慰她接受污辱，“一个女人总有一次的事，怕什么?”“听他们去，不过一顿饭久就完事”。没有是非，没有爱憎，有的只是无知与冷漠。显然，对下层劳动者劣根性的剖析，沈从文与鲁迅同样深刻，阿Q式的愚弱国民性是他们笔下“看客”共有的精神病态。沈从文一再描绘这些“悲壮”而“滑稽”的场面，旨在凸显乡下人的麻木心理，引起“疗救”的注意，从而达到实现思想启蒙，促进国民精神健全的目的。
沈从文曾热切呼吁“一些具有独立思想的作家，能够追究这个民族的一切症结的所在，并弄明白这个民族人生观上的虚浮、懦弱、迷信、懒惰，由于历史所发生的坏影响，我们受到什么报应，若此后再糊涂愚昧下去，又必然还有什么悲惨局面。”——这与鲁迅的创作思想有着惊人的相似。显然，与许多中国现代作家一样，沈从文同样是把文学当作思想启蒙的武器。他的小说无论是对上流社会“阉寺病”的揭示，还是对下层劳动者愚昧、落后精神状态的剖析，其终极目标都是指向改造国民劣根性，重塑民族精神。所以说，沈从文的小说具有鲜明的启蒙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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