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新世纪中美关系的哲学思考

中美建交后，中美关系呈现前进性与曲折性相统一的哲学执连，从根本上说，这条发展执连是中美两国国家利益的一致性与对抗性矛质的产物。中美之间的经贾关系发展迅速，经贾合作潜力巨大，这是两国关系能够保持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中美关系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处理中美关冰应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

　　新中国成立后，中美关系经历过多次重大的变化从新中国成立到70年代初，中美两国激烈对抗长达20年之久;70年代至80年代，中美两国形成准同盟关系近20年;冷战后，中美关系跌宕起伏，在曲折中磨合前进;新世纪之初，两国关系再度紧张。中美两国何以冲突不断?中美关系的走向如何把握?本文拟对此略作探索。

一、国家利益的一致性与对抗性:引起中美关系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

国家利益是指一个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它包括满足民族国家需要的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在物质上，国家需要安全与发展;在精神上，国家需要国际社会尊重与承认。国家利益是具体的、现实的，从其构成而言，有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全民利益;从其内容而言，有政治利益、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等。国家利益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国家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国家内部条件的变化将导致国家利益的客观变化，而且其范围的变化不受一国领土界限所限制。

从国家利益角度分析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有助于理解中美问题的真正症结。正如邓小平同志在1989年10月与来访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会谈时所说的:“我知道你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自1989年以来，每当中美关系出现问题时，无论是中方，还是美方，有不少人将问题之症结归因于两个民族的不同的思维方式，希望通过加强双方的理解和信任来解决中美问题。这种想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样做也确实收到一定效果，但它掩盖了中美分歧之真正原因，这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中美关系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两国国家利益的一致性与对抗性矛盾。

从中美关系发展历史看，中美关系的改替缘于共同的国家利益需求。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中美两国都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看到了两国利益的一致性。就中国而言，当时中苏关系恶化已到极点，尤其是珍宝岛流血冲突后，苏联的扩张主义对中国韵北部安全构成了直接的严重威胁，若改善中美关系，联美抗苏，就有可能缓解中国北部的紧张局势。就美国而言，由于其实力下降，美苏战略态势转为苏攻美守，美国不得不在全球采取收缩战略，并依靠其盟国的力量与苏抗衡，因此，美国也想改善美中关系，以打“中国牌”来与苏联抗衡。7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改善确实是出于对苏战略的共同需要。以尼克松访华为契机，中美关系由全面对抗转而趋向缓和与合作，进而于数年后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1979年12月底，苏联入侵阿富汗，美苏“新冷战”开始，美国终于放弃“既有茅台酒也有伏特加”的念头。同时，苏联对中国的北、西、南三面构成战略威胁。因之，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苏关系处于低谷，而中美关系正相反，达到了高峰。

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苏联在与美争霸中越来越力不从，不得不改变对美强硬态度。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一方面对美妥协退让，一方面也着手改善苏中关系。这使得中、美、苏大三角的战略意义逐渐发生变化，中美联合抗苏的战略逐渐失去其现实基础。苏联解体后，中美关系由于两国共同敌人的突然消失而进人了风风雨雨的冷战后时期，因而，中美之间的矛盾也不断尖锐化。

尽管如此，中美关系并没有破裂，没有走到全面对抗的地步，中美两国一直都在努力进行着变敌为友的角色调整。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呈现出前进性与曲折性相统一的发展轨迹，即表现为合作与竞争(或冲突)并存、交替的走势，有时合作居主导地位，有时竞争压倒合作。从根本上说，这一历史发展轨迹是两国国家利益的一致性与对抗性矛盾的产物。合作是利益的一致性，竞争是利益的对抗性。中美关系的实质是两国利益矛盾的一致性与对抗性并存。

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国之间存在着广泛而共同的战略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这种共同的利益即是中美两国国家利益一致性的表现。首先，中国希望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以便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以及早日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美国在众多的国际问题上也离不开中国“建设性”的合作，例如:在朝鲜半岛、南亚次大陆等区域性事务上，在改革联合国、制定新的经济规则、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等国际性问题上，在平衡俄罗斯和印度的发展、在制衡日本的“脱轨”等战略性问题上，还需要借助中国这支力量，或者说，还需要中国这根杠杆。其次，中美两国在经济上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美国巨大的资本和技术优势与中国巨大的市场和劳动力优势构成中美经济合作的现实基础。显然，一个开放且不断发展的中国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中美两国国家利益的一致性，是中美关系得以不断前进的根本原因。
但是，中美两国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又使得两国的利益冲突不断。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冷战后，美国面临“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及经济持续增长引发的综合国力全面扩张之势，巫欲实现“领导世界”的战略心态更为强烈。美国新世纪的全球战略即将目标锁定在“参与、领导”世界，构筑以美国理想、文化、价值观为主导的世界秩序，使21世纪的世界在承继20世纪的基础上依然具有浓厚的美国色彩。而中国从70年代后期开始，即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冷战后，中国经济更是高速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综合国力稳步上升，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新兴强国，中国坚决主张世界多极化，力倡建立平等、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美两国对外战略的差异导致两国无论在全球层面还是在地区层面都存在具体的利益冲突。

显然，中美之间的利益冲突在短期内是难以避免的，因为两国无论是社会的经济结构，还是社会的政治结构和观念结构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是两国国家利益矛盾对抗性的根源。从经济结构来看，美国是最强大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它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所有制;而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结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从政治结构来看，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美国向全球推广西方民主政治的最大障碍。从观念结构来看，中国历史悠久，文化高度发达，中国文化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不断吐故纳新，从未中断，也从未被哪一种文化所取代过，这种顽强的生命力至今仍对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而美国文化尽管发达，其历史总共才两百多年，中美文化的冲突在所难免。此外，由于历史的原因，中美利益冲突还具体表现在台湾问题上。台湾问题久拖不决符合美国地缘战略利益，而中国的地缘战略利益则要求尽快解决台湾问题。由此可见，中美两国国家利益矛盾的对抗性，是两国关系曲折发展的根本原因。

中美两国国家利益的一致性与对抗性矛盾是中美关系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对此，要从两个方面来把握。首先，两国国家利益矛盾的一致性与对抗性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就注定中美关系是既有合作又有冲突(或竞争)。美方既把中国当作“合作伙伴”而“接触”，又把中国当作“竞争对手”甚至“潜在敌手”而“防范”，致使两国关系起伏不定，这就是客观存在的两国国家利益矛盾的具体体现。其次，对两国国家利益矛盾的认识是一个主观过程，而国家利益本身又有隐性与显性之分。因此，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还带有明显的主观因素。美国总统的更换往往导致中美关系的定位发生变化，而这种重新定位的过程即是如何把握中美两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国家利益的过程。中美关系的反复调整充分说明，正如千百年来国际关系风云变幻的历史所证明的那样:出于对国家利益的偏好不同或对隐性及显性国家利益的得失判断有异，国际关系行为主体在国际关系互动中的行为是不一样的。这就是理解中美关系前进性与曲折性相统一的哲学轨迹的切入点。

二、两国的经济利益:主宰中美关系发展变化的物质基础

如前所述，国家利益按内容分政治利益、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等。其中，经济利益是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物质条件，是全部国家利益的物质基础，是最经常性的国家利益。在和平时期，在国家安全利益基本有保障的情况下，追求经济利益是一个国家发展战略中永恒的主题，因此，可以说，经济利益是根本利益或最终利益。这点在冷战后尤其明显。冷战后，国际局势趋向缓和，军事因素下降，经济因素上升，国际竞争转向了以经济、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竞争，特别是科技竞争成为国家竞争取胜的主要法宝，各国普遍把经济作为外交工作的优先和重点任务，无论在双边外交还是在多边外交中，经济和贸易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因此，从经济利益着手来考察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有利于抓住问题的主要方面。否则，我们很难理解，在冷战结束后，中美两个社会结构相差悬殊的国家，仍能在磨合中不断发展相互关系。显然，两国经济贸易的发展深化了彼此之间的联系。经济利益使两国之间发生冲突的代价或成本上升。因此，经济利益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抑制两国之间冲突或对抗的发生，促使双方尽量用对话和谈判来解决认识利益争端，从而推动中美双边关系不断发展。

中美建交后，两国的经贸关系发展较为顺利。在1978年至1988年的10年内，中美两国的双边商品贸易总额翻了两番，达100.11亿美元，平均每年递增15 .1扁，美国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进人90年代以来，中美两国贸易虽然有进一步的发展，但是，中美关系也遇到了严重的困难。中美两国在经贸关系方面面临的主要间题除最惠国待遇外，还有知识产权问题、市场准人问题、监狱劳动产品问题以及纺织品贸易问题等。围绕这些问题，中美双方进行了一系列十分艰难而激烈的谈判。美方企图用霸权主义手段逼我就范，以维护其建立在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基础上的国家垄断利益，这自然会遭到中国的反对。尽管如此，中美经贸合作潜力巨大，中美经贸关系在激烈的斗争中仍不断发展。1991年，中美之间的贸易额达到601多亿美元。2000年，两国经贸关系更是迅猛发展，仅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即为601多亿美元，而美方的统计数字更高，达80多亿美元，比日美贸易顺差还高几亿美元。目前，中国的出口有三分之一输往美国，美国是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商品市场。

2001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而中国经济则“一枝独秀”。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引起美国部分人的担心。一些美国精英把21世纪的中国与19世纪末的德国相提并论，认为中国的战略崛起势将打破既定国际战略平衡，威胁美国在亚太以至全球的利益。美国国防部年夏发表题为(2025年的亚洲》的战略分析报告，耸人听闻地警告美国未来的主要战略威胁在“亚洲”，意指中国。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2000年6月又发表题为(联合展望2020》的战略分析报告，更明确地提出中国将崛起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竞争者”、并以此为建议美国军事战略重点向亚洲转移的依据年7月下旬，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美国早拟与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建立“论坛”形式的磋商机制。国际形势分析家认为，美、澳是要纠集日、韩等国成立一个针对中国的“小北约”
 

事实上，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可能成为美国“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中美经济实力相差悬殊，中国要赶上美国，必须经历一个较长的量的积累和质的飞跃过程，不可能一域而就。美国部分人在中国的发展问题上大做文章，就是想逼我就范，以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这是中美之间竞争或冲突的根本原因。但是，中美关系发展的主流是合作，而不应是冲突，这是由两国之间巨大的经济利益决定的。

三、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决定中美关系发展走向的群众基础

　　前述国家利益中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全民利益的三个层次是各不相同的。从总体上看，或者从长远看，当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全民利益出现矛盾时，国家要以全民利益为第一考虑，其次是集体利益，最后才是个人利益。但是，国家的实质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而其执政者又是具体的个人或具体的集体。个人，特别是掌握极大权力的个人，其文化因素、思想倾向、个人欲望等，必定要对该国的对外政策产生重大影响，有时甚至能够决定个别的具体事务，从而导致该国的对外关系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但是他们最终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该国外交的总方向。国家的主要领导者是一定阶级的代表，他们的态度最终必须适合于自己阶级的基本利益。而国家作为管理社会生活的独立机构，尽管它实际上并不真正代表社会的普遍利益，但它仍须在统治阶级利益与全民利益之间寻找平衡，即使它以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胃充全社会的普遍利益，它仍须对全社会的普遍利益作出曲折的反映，否则，其统治阶级的利益也将难以保证。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基于各自的利益多寡而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存有不同心态，但保持中美关系不至破裂，从总体上说，符合他们输出资本、转移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经济利益。因此，美国总统不可能仅仅依其个人好恶等主观方面的原因而使中美关系大倒退。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又决定着中美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小布什上台后，很快施展其鹰派作风。与克林顿不同，小布什最初认为中美之间不可能建立起建设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国是美国的竞争对手。为此，他及度在台清、西藏等问题上“玩火”。2001年4-5月，布什宜布向台清出售近60亿美元武器，紧接着发表“不惜一切保卫台清”的言论，将一年一度审议对台军售改为“根据需要随时审议”，还允许陈水扁“过境”美国并会见国会议员;2001年5月23日，即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纪念日，美国总统小布什在办公时间会见达赖喇嘛。这些反映了小布什个性强硬的一面。事实表明，这种鹰派做法在国内外都碰壁，它不得不有所退却。美国推行精权主义的政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潮流构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不管小布什喜欢不喜欢、愿愈不愿愈，他都必须面对世界，从激进路线向中间路线转移。当然，这种转移的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也不会一帆风顺。

中美撞机事件后，中美关系跌至低谷。为了改善两国关系，两国人民作了不懈努力。正是在两国人民的推动下，美国逐渐改变其敌视中国的立场。2001年7月，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访华，强调中美之间有许多共同的利益，中美关系由此出现缓和迹象。9月，美国遭恐怖分子袭击后，美国人民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反对国际恐怖主义比发展NMD, TM更为重要，对美国威胁最大的不是美国以前所界定的“无赖国家”，也不是他们的“潜在敌手”中国，而是越来越猖撅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这种认识促进了中美关系的发展，使两国关系走出低谷，并进一步得到改善和加强。可见，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决定中美关系走向的群众基础。

当前，人民群众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有日益增大的趋势，表现在:国家已不再是进行国际交往的惟一渠道，多种多样国际社会行为主体通过各种渠道进行联系、交往，这也对各国的决策产生着这样那样的影响。除代表国家进行的交往以外，还有各种非组织、民间团体、非官方精英人物、一对矛盾，都具有同一性和斗争性两个属性，不能只讲同一性而无视斗争性，也不能只讲斗争性而无视同一性。一般说来，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要经历一个从不平衡到大体平衡再到新的不平衡的运动过程，在这运动过程中矛盾则具体表现为差异、对立、对抗、转化等不同发展阶段6从历史上看，中美关系已经历过这四种不同的发展阶段。目前，中美关系的发展仍不稳定，解决中美关系应坚持求同存异、放眼未来的方针。中美之间“求同存异”是指中美双方应尽力培育中美矛盾中的同一性，抑制其斗争性，促使中美关系向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当然，同一性与斗争性是同一矛盾的相互联系的两个属性，同一性需要斗争性来体现，因此，扩展同一性离不开斗争性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的配合。我们讲“求同存异”，即追求国家利益的一致性，保留国家利益的对抗性，而不是无视国家利益的对抗性。一因此，在求同的过程中，一方面我们不制造麻烦，不主动引起冲突和对抗;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要害怕对抗，对于麻烦制造者，我们也要进行有理、有利、有力的斗争。“求同存异”本身即是一个辩证运动的过程，一味放弃斗争，将“求同”视为“混同”或盲目附和、不分是非、无原则的苟同，只会破坏同一，导致中美关系倒退。放眼未来，是说要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待中美关系的历史和现状，结束过去那些不愉快的历史，树立发展两国关系的信心，一切向前看。冷战后，中国提出对美关系四项原则，即“增进了解、扩大共识、发展合作、共创未来”，这四项原则充分体现了中国放眼未来的战略眼光。

在中美关系中，中国是较弱的一方，中国要争取把握两国关系的主动权，“求同存异，放眼未来”是最好的办法。2002年5-6月间，在俄罗斯对美外交作出重大战略调整时，我国并没有因此而乱了自己的方寸。结果，俄罗斯没有因为妥协式地改善与美关系而使俄美关系真正跨越历史，相反，中美关系却在中国的不卑不亢中不断得以改善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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