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的结构性失衡：交易费用的视角

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的结构性失衡体现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教育体制改革之间的内在矛盾，其实质是在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中，劳动力市场供求结构发生错位。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和人力资本专用程度过高通过作用于交易费用，将加剧整个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结构性失衡的程度。为此，在现行制度框架下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的各参与主体应积极地进行合作博弈，减小过高的交易费用对失衡的影响。

　　在现代人力资本市场上，人才的供给和需求是一个双向选择、自由竞争的过程。人才供求平衡不但表现在一定的货币价格(这里表现为工资和各种福利待遇)水平下人才总量的供给和需求的平衡，而且还表现在人才供求在结构上相互吻合的状态。相反，人才市场的结构性失衡则是指由于经济结构失衡所造成的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不匹配的情况。随着我国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地区结构)不断调整，经济增长方式从过去以土地和劳动力为主向倚重技术创新和资本投人的方向转变，此时，若劳动者自身素质和技能水平跟不上调整和转变的步伐，将导致整个人才市场上出现地区、行业或部门人才有效需求不足和供小于求并存的状况。众多的理论和实践表明，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的失衡不仅表现为供大于求的总量性失衡，更重要的是一种结构性的失衡状况。本文基于交易费用的视域，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的结构性失衡现象进行初步探讨。

　　一、交易费用理论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的结构性失衡成因的解释力

　　制度经济学家康芒斯对交易进行了抽象和概括，把交易纳入到经济学的分析范畴。在他看来，生产活动和交易活动共同构成了人类的全部经济活动，前者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后者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按照他的观点，高校毕业生在人力资本市场寻找用人单位的行为可以理解为一种交易行为，只不过交易的客体是蕴藏在人体之中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交易的过程表现在高校毕业生让渡部分人力资本产权，用人单位因使用这部分人力资本产权而必须支付一定的费用，即人力资本的价格。围绕着人力资本产权的交易。会产生诸多的交易费用：一是事先的交易费用，即高校毕业生在与用人单位签订契约、规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等所花费的费用，包括大学生搜寻信息的费用、用人单位发布招聘信息的费用、双方的谈判费用、签约费用等；二是签订契约后，为解决契约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从改变条款到退出契约所花费的费用。事后费用包括双方维护契约秩序的费用、一方违约的费用等。这些费用的高低，往往影响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的决策。如果交易费用过高，有些大学生宁愿暂时失业也不愿就业，而作为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会采取同样的策略。那么，为什么会存在如此之高的交易费用，使得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出现结构性失衡?威廉姆森认为，交易费用的存在取决于三个因素：受到限制的理性思考、机会主义以及资产专用性…。本文拟从这三个维度解释大学生人力资本市场交易中的各种费用，进而加深对大学生就业市场结构性失衡的认识。

　　1．有限理性导致人力资本交易双方的信息搜寻费用过高。美国管理学家赫伯特·西蒙认为，有限理性是指“主观上追求理性，但客观上只能有限的做到这一点”。有限理性的产生可归因于人自身的信息加工和计算能力的有限性和外部信息繁杂性。具体来说，其一，在信息化社会中，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充斥着形形色色，真伪难辨的信息。由于信息加工和处理能力有限，人们无法了解和把握所有的信息。

　　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各相关主体为了获取有用的信息，需要在信息库中进行甄别和挑选，其成本的高低直接取决于相关主体的信息来源渠道的通畅度和辨别能力。其二，相关信息在用人单位与高校毕业生和之间的不对称分布对人力资本市场的交易行为和运行效率也将产生重要影响。在用人单位与高校毕业生之间，由于公布渠道问题，招聘信息不能及时在用人单位与高校毕业生之问进行交流。另外，“对用人单位的发展状况、对人才需求的量质的情况未能充分掌握；用人单位对的经济发展计划、策略、方向等不能充分了解”。其三，在我国劳动力市场就业信息传播机制还未健全的情况下，高校毕业生为获取有价值的职位信息，用人单位为获取有价值的人才信息，都需要花费较高的费用，由此增加了大学生找工作的成本和企业的招聘成本。
2．机会主义扰乱了就业市场的正常秩序，增加了人才有效供求的难度。机会主义描述了“狡诈地追求利润的利己主义”，是指人们通过不诚实甚至是欺骗的行为获得个人利益。在人力资本交易市场上，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都可能存在机会主义行为。首先，用人单位在招聘高校毕业生过程中经常出现唯“文凭”是举的现象，而将实际能力的考核放在次要地位。特别是在人才市场供大于求的情况下，用人单位掌握了较大的选择自主权，为了减少各种隐藏信息所带来的风险，同时又能简捷、快速和经济，用人单位对应聘者的学历要求就提高了，于是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中专生能做的事要大专生来做、大专生能胜任的工作让本科生担当、本科生能做的由研究生代替。文凭至上的招聘潜规则带来的严重后果是：(1)各种假文凭、假证书充斥市场，致使用人单位难辨真伪，在招聘过程中十分谨慎，有时甚至宁愿职位空缺也不找与职位特征不吻合的高校毕业生，而那些真正适合用人单位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在错误信号的指示下无法觅得贤主，由此造成人力资本市场供求的错位；(2)人才层次下移，呈正偏态分布。即需要高能力的工作岗位招纳不到贤士，而在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占整个劳动力市场劳动力的比重增大，高校毕业生在低端市场面临着众多的竞争对手。由于高校毕业生的流动性相比中专生的更强，因此，用人单位为减少道德风险所导致的内生交易成本，偏向于使用拥有一技之长，能安守本分的中专生，于是大学生成了“上不能上，下不愿下”的失业群体。其次，随着我国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各种性质和规模的企业孕育而生，企业的市场准入门槛也不断降低，出现了一些所谓的“皮包公司”。这些“皮包公司”通过网络、电视、报纸等媒介向外界发布虚假的招聘信息，承诺应聘者以丰厚的待遇和发展前景，并绞尽脑汁地劝服应聘者交纳各种形式的“费用”，待应聘者上钩之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可见，机会主义侵蚀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诚信机制，使高校毕业生和企业的交易成本上升，这也是高校毕业生不愿进中小企业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一些真正具有创新意识和发展潜力的中小企业深受机会主义之害，发展受人才资源匮乏的制约。有效供求的结构不合理则集中体现在大企业的招聘现场“门庭若市”，中小企业的招聘现场“门可罗雀”。

　　3．人力资本的专用性限制了高校毕业生的自由流动。从人力资本的适用范围来看，人力资本可以分为专用性人力资本和通用性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专用性程度决定了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在地域之间、行业之间甚至企业之间的转换成本。专用性程度越高，人力资本所有者就越不可能流动，因为流动意味着要付出极高的交易费用。目前，我国的户籍制度和人事制度改革刚刚起步，仍然存在着大量的基于原有“身份”的各种制度性障碍和社会歧视，加上某些相关的区别对待的就业政策，使劳动力流动和人口迁移受到严重的限制。城乡之间、发达地区与非发达地区、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全国性人才市场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人才自由双向流动受到很大限制，仅仅是乡对城、非发达地区对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对东部地区等单向流动。细化到高校毕业生人才市场上主要表现在：(1)大学生初始专业选择直接关系到大学生的劳动力职业生涯，其工资水平、职业定位、行业选择及流动收益都会受到初始专业选择的影响。专业选择表明了“教育的职能由通用(一般)性人力资本培训第一次进入到了专用性人力资本培训，路径依赖导致初始专业选择形成的专业专用性投资积聚了基本的职业专用性人力资本，限定了未来可能的职业选择和流动方向”。(2)伴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有些行业的知识和技能专业化程度特别高。对于收入前景不看好的行业，许多高校毕业生为了避免将来转行所导致的专用人力资本的损失，在初次就业时就相当谨慎，他们宁可在东部发达的城市地区暂时失业，也不愿到西部落后的地区寻找就业机会，尽管西部有些地方的待遇要优于东部的某些地方。(3)从本质上来说，高校毕业生人力资本产权交易是通过人力资本的转让、实现人力资本产权权利束的分解和转让，以获得部分产权转让的收益。为尽快收回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高校毕业生只能将高专用性的人力资本产权与合适的用人单位进行交易。若与一般性的用人单位进行交易，可能会减少专用性人力资本的效应，人力资本投资的成本也可能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收回。

　　二、现行制度框架下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中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合作博弈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明确了一点，即参与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的各主体在信息方面是不对称的。不健全的信息传播机制将有可能导致整个就业市场的供求信号出现“失灵”的状况，另外，机会主义使得就业信息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用人单位、高校和高校毕业生搜寻就业信息的成本将呈直线上升的趋势。在我国现行户籍制度和人事制度短期内无法实现根本转变的前提下，各参与主体只有通过在各自的职能范围内加强信息沟通与交流，提高就业市场“供求”结构和关系的透明度，来减少高校毕业生市场中各种额外的交易费用，实现参与者之间的合作博弈。

　　1．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行政的基本使命是调整劳动关系，保护劳动者的权利。因此，政策应发挥自身优势，为高校毕业生市场的各参与主体提供必要的、准确的信息服务和指导。通过建立有效的信息传递机制来增加信息的透明度，从而保证信息能被如实、快速地传递。具体而言，应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所作为：(1)建立一整套信息识别和评价制度，对劳动力需求方的身份、信用水平、经营状况等进行严格认证，对高校毕业生的从业资格、学历水平及各种证书进行严格审查，减少机会主义的发生。(2)与劳动部门合作成立一个专门的信息部门，负责将高校、学生、各种企业和劳动力市场的准确信息建成数据库，劳动力需求方可以通过网络快速检索到适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3)通过各种优惠政策鼓励高校毕业生由人才高消费的发达地区转向人才短缺的欠发达地区，缓解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的区域结构性失衡。

　　2．劳动力市场方面。劳动力市场是沟通用人单位与高校毕业生供求关系的桥梁和纽带。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劳动力市场产生于人力资本产权交易双方降低交易费用的需要。试想，如果缺少劳动力市场这种中介结构，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将要花费更高的成本来寻找信息。然而，目前我国的劳动力市场还没完全发挥其中介、协调管理及信息沟通的职能，放松了用人单位和求职者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要求。为此，劳动力市场应建立文凭证书评估鉴定机构，以降低用人单位和高校毕业生的鉴定成本，同时改善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披露机制，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损耗。
 

3．用人单位方面。用人单位可根据企业发展需要择优选择高校毕业生，并且制定严格的招聘录用制度，对参加应聘的高校毕业生进行笔试、面试及试用等考核。另外，和劳动力市场应鼓励企业之间加强交流与联系，在招聘过程中实行互荐制度。例如，当A公司在招聘录用高校毕业生时，若发现某毕业生不适合A公司需要，但符合B公司的用人条件，此时A公司就可以向B公司推荐该毕业生。很明显，为减少招聘者和应聘者的各种交易费用，互荐制度也可存在于用人单位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用人单位与高校毕业生之间。另外，还应积极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在欠发达地区建立分公司、办事处、销售点等二级或三级机构，目的是吸引发达地区的高校毕业生到欠发达地区就业，减少欠发达地区的高校毕业生前往发达地区就业的人数。此举既能带动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又能提高欠发达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

　　4．高校方面。高校在缓解毕业生结构性失业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实践证明，公立大学为达成一致意见需要高额的谈判费用，这种高交易费用限制了学术评价准则的选择。公立大学被迫选择用文章、课题的数量和级别等易观察、好量化的指标来做学术评价准则，使得大家都去搞理论，不愿搞实务，造成实务型人才不足，理论型人才过剩』。其结果是高校的培养模式与社会的人才需求结构出现严重脱节的现象，即重课堂教育轻社会实践，重理论学习轻实际操作，造成了高校出口与社会入口对接不流畅，时常发生梗塞。为此，高校应根据产业和劳动力市场结构的特征，选择合适的培养方式和管理方法，及时调整招生计划，不断更新教学内容，并加强对毕业生的就业指导，提高其信息收集、甄别能力和职业技能水平。在与用人单位联系方面，高校可根据当年毕业生的专业结构和人数比例等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邀请一些用人单位直接到学校举行招聘会，这样既能减少毕业生的就业成本，又能使毕业生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岗位。

　　5．高校毕业生方面。在高等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和市场化就业机制日趋完善的情况下，部分高校毕业生在思想观念上还未实现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过渡，就业期望值与市场实际需求存在着严重的错位，对发达地区、大城市、大单位、外资企业趋之若鹜，而对偏远地区、中小城镇及条件较差的小企业或民营企业则退避三舍。原因之一是高校毕业生没有认识到随着我国户籍制度和人事制度改革的深入，人力资本专用性程度不断弱化的趋势。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期望值与社会提供的就业岗位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的关键在于，通过各种渠道助其了解劳动力市场激烈竞争的现实。此外，高校毕业生还应公开透明、准确有效地向用人单位传递个人信息，从而降低信息交易成本。

　　三、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中的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和人力资本专用性过高通过作用于交易费用，将导致整个高校毕业生的人力资本市场出现结构性失衡的矛盾。从本质上来说，它反映了各参与主体在就业信息不对称背景下一种非合作博弈的情形。因此，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信息传播、识别和评估机制，从提高参与者有限理性的程度，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减少人力资本专用性过高带来效益损耗等多方面人手，使参与者之间的非合作博弈走向合作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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