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手机媒介的现代性影响

数字技术的发展，推动手机大众传播特性的突显。手机人性化的传播方式，深得中国人的偏爱，并且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参与了现代性的建构。社会现代性出现了新的向度，亦即与传统中国社会颇多相似的现代性受到重视。手机在中国的广泛应用，正是应了这种趋势，并且将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中国现代性的复苏。

　　论文关键词：手机；人性化；文化；现代性

　　2007年，全国固定电话用户3．65亿户，自1968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移动电话用户5．47亿户，是增长最多的一年。可见，手机正在成为中国人占有率最高的媒介。由此我们认为，当一种媒介成为人们必备物品的时候，其特性将会深刻地影响人们交往的方式，并反作用于使用者，使人们出现新的心理和行为，并最终影响整体社会文化。

　　一、手机：人性化的“第五媒体”

　　台湾学者预言：“媒体传播的终极产品就是无线宽频网络加上大哥大影像电话，让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可以取得各种资讯。”无疑，手机基本具备了这种终极产品的功能，集文字、声音、图像于一体，信息、娱乐、消费于一身，使人们能够随时随地使用这些信息。按照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人体延伸的观点。手机能够满足人的多种需求，对人类的视觉和听觉予以多重弥补，因而成为媒介传播的“集大成者”。

　　(一)人际传播／大众传播
　　最初。手机是对电话无法即时接听的修补，主要功能在于语音交流，属于典型的人际传播。人际传播能够有效地实现互动交流，使意义得到相互理解；不过，其信息传播范围有限，容易受意见领袖的支配，而且容易造成基于知识差异的权力等级。
　　报纸、广播、电视都属于大众传播，能够迅速地将信息传播到远方，对现代生活及民族、国家的观念起到重要的作用；不过，报纸、广播、电视一般只能被动接受由某个组织编辑的节目，信息被把关人过滤，并且维护社会既定的意识形态，受众没有权利自主选择信息。
　　计算机通过与互联网络结合，改变了信息传播的单向性，增强了信息的存储功能。受众可以相对自由地选择信息，并且能够与个人或者群体进行及时交流。因此，互联网实现了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的交互融合，不过，其介质随身携带性能有所欠缺。手机在与互联网接合后，弥补了这一不足，从而达到了人与媒介的几近完美的交融。
　　手机短信使文字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既有大众传播的点对面功能，也有人际传播的点对点功能，实现了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的对接。只是手机短信息的在现实中的群发效果不明显，大众传播的性质不突出。新一代手机正在积极寻求与互联网的结合。一方面向图像摄取和传递功能发展，这不仅可以即时传播多媒体信息流，而且还具备了摄像功能，弥补了人类视觉获得信息瞬间即逝的不足；一方面向互联网的功能发展，不仅可以浏览海量信息，而且可以接收媒体信息，实现了影像的及时传播。可以说，手机与互联网的结合，实现了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交融，并由一个单纯的语音交流工具，拓展为多媒体传播终端。
　　除了上述功能以外，手机还具备发送短消息、拍照、接收电子邮件、浏览信息、充当银行信用、接收电视节目以及其他已经开发或有待开发的种种功能。总之，手机的性能正是人类感官被工具弥补的终极体现，是媒介与人从分离到融合的一个端点。“手机随时(这是网络的突破)随地(这是手机的特殊功劳)能够获取任何信息的能力，把整个世界转化成一个随时向你做出回应的环境，至少是你想知道的事情做出回应的环境”。当大众传媒具备人际传播的功能之后，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也进入了新的时期。

　　(二)人机互动／人际互动
　　无论在操作层面，还是在内在特性上，手机均显示出较强的互动性。计算机基于比特的系统语言具有绝对的同质性，将一切事实均化为0／1两种符号；基于英语的大多数操作系统语言，是又一种同质化。如果说前者可以在实际应用中被忽略，那么英语的同质化则是对其他语言的宰制。表意文字在这种同质化作用下，失去了许多原有的文化基础。相比之下，手机的输入界面更为灵活，由手指操作有限的功能键，特别是触摸式功能越过键盘，直接实现了人与机器的交流。在日本，由于文字输入困难，导致日本人不习惯使用计算机键盘，因而偏爱手机上网。对中国人来说，书写笔的文字录入方式，重新激活了汉字书法的某些特性。手机的这种人机互动，在语言上能够突破英语的霸权统治，赢得了某些文化特征的复归。
网络基于音频、视频及时传递技术的点对点交谈以及聊天室的群体对话，增进了大众之间的互动交流。许多研究表明，城市化、工业化和社会管理的科层化等现代性，导致人与人的交流减少，人们参与政治和社会事务的热情降低。但数字互动技术似乎重新激起了大众交流的热情。他们不再囿限于传统社会的血缘群体，而是根据新的组织、地域、利益、兴趣等社会关系构建认同，形成稳定的虚拟社区。手机这种连接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媒介出现，进一步推动了人们参与交流的意愿。人们在互联网上获得相应社区后，可能通过打电话、发短信息、发影像的方式，建立起个人的联系。
　　Tim 0 sullivan认为，“互动／社会互动”指“处在社会语境下的两个或多个参与者彼此进行的意义交换与协商”，“社会互动的主要焦点，在于符码与规则的制定者、使用者与建构者之间的传播与交换。”对手机这种媒介来说，意义的交换与协商更为便利。传统大众媒介包括互联网络，更多地充当了提供信息的角色，而手机则以交换信息为鹄的。相对其他媒介，为了使交流顺利进行，手机能够在交流者之间即时进行信息调整。这样就避免了信息符码交换双方的错位，从而为互动传播提供了条件。这一点，与儒家文化中反诸自身的换位思考有共通之处，也符合哈贝马斯提倡的交往行动理论。二者均着眼于人们的互动，在彼此的交流中确立社会行动的价值，从而构建一个和谐自由的社会。
　　按照斯坦福学者李维斯和纳斯的“媒体等同”观点，人与电脑和其它新媒体的互动本质上是社会性和自然性的。也就是说，人机互动的动因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需求和人接受信息的自然特性。因此，人机互动和人际互动的方式必然受到传播者特殊的文化素质的影响和制约。手机的爆发式增长表明，不仅从价格上适应了中国当前的消费水平，而且从根本上适应了中国人的交往特征和文化特征，尤其是手机短信功能，使中国人找到了与人际交往相契合的人机交往方式。

　　二短信息：中国人利用率最高的媒介

　　在已经开发的业务中，手机短消息应用最广泛，尤其在中国。莱文森提出，手机作为口头交谈的功能退居次要挪。中国从2002年元旦开始，爆发了发送短信的浪潮，此后逐年递增。2000年，中国短信量大约5—10亿条，占全世界总量的1％；2003年2200亿条，占全世界总量的一半；2007年短信业务量达到6232亿条。中国短信量的增幅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成为利用率最高的媒介。从这一角度来说，可以将手机短信称之为“中国人的媒介”。
　　当然，这种状况直接得益于中国手机的收费体系。一般以140个字节(70个汉字)为一个收费单位，每条短信息0．1—0．15元，而手机长途通话费用≥0．30元。更深层的原因是，手机短信息的属性，那种与人的社会交往方式相应的特性，与中国人的文化特征具有一致性。菜文森认为：“手机短信的根本属性是：它是用文字写就的，也就是说，它的创造和理解来自于我们的一种心态，这种心态和我们倾听声音形象和注视视觉形象的心态都是不同的。
　　对中国人来说，首先，手机短信符合传统社会交往习惯。中国人情感表达含蓄、内敛，社会交往追求体面。与通话方式相比，短信一般不会打扰对方的生活节奏。以短信的方式将感情传递给对方，能够以不张扬的形式达到交流的目的，又显得比较体面。其次，手机短信息的短小格局，非常适合中文的表达习惯。汉语言表达形式以言简意赅、意味深长见长，为双关、借喻、谐音等传统修辞手法提供了便利。而且中国是一个诗歌发达的国度，古诗已经成为民族文化的精粹。此外，俗语、俚语等民族习惯语也源远流长，为大众喜闻乐见。因此，手机短信为中国人表情达意，甚至情感宣泄建立了最佳的交流平台。笔者认为，手机短信符合现代中国人的需要：“同从前相比，一堆数码符号显得没有见面那么诚恳。但这就是现代，处在一眼望不到边的交往圈子里，大多数的联系只是蜻蜓点水，连电话拜年都嫌太热情了，短信的出现恰到好处，发一段问候，来几个笑话，既是问好又是游戏，既是交往也是骚扰。在嘀嘀的摁键声中满天飞的信息符号里，交流的不是信本身，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联络的纽结。短信以文本的形式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交流，使人们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找到了信息传播适当的方式。
 

三手机的现代性影响

　　在完成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的接合、媒介与中国传统交往模式契合的过程中，手机起到了建构社会行为方式的功能。

　　(一)手机互动交流的传播方式有利于社会民主
　　莱文森乐观地认为，对于手机，“苏格拉底会感到特别舒服，因为他会看到这个社会给他如此珍视的对话提供了最大限度的机会。由于杰斐逊怀疑大，主张用最大限度的信息来培育个人的表达，所以他很可能也会觉得很舒服。”在莱文森看来，手机最大限度地增进了人们说话的机会，因而为人们创造了民主的氛围，也使人们具备了获得实际民主权利的机会。
　　首先，由于手机价格、方便性、实用性等多方面原因，中国手机占有率是互联网的近3倍。手机实现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接合后，可以迅速提高民众接触信息的比例，并加速信息流通，扩大信息传播的影响力。与之相应，在拥有能够在人际与大众之间转换传播的工具时，民主监督方面也得到了提高。其次，手机在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的连接中，能够突破传统权利的管制，实现前所未有的信息自由流通。非典初期，广东省采取消息封锁的措施，防止危机思想的扩散。当地居民尤其是外来打工者，利用手机特别是短信，迅速将信息传播给远方的亲友，迫使官方将消息公开。再次，手机随时拍摄功能和上网功能结合后，大大促进了信源的及时供应。它将改变传统信息机构对新闻生产的控制，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摆脱“第四权力”的影响。民众把影像信息直接公布在互联网上，并与全国甚至全球大众共享，这一事实能够对各种特权构成威胁。此外，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自由转换，既能够保证大众迅速接收到所需的信息，又可以使之不过分信赖意见领袖。这些特性均呈现出使大众自由平等的潜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民主的氛围。

　　(二)手机对重塑家庭关系的重要作用
　　莱文森认为：“手机延伸并强化了家庭的纽带”，“手机是一个移动家园，不仅是因为它提供了一部分关键的家庭功能而且是因为这些信息的核心是很亲切的信息。”整个“非典”时期，手机短信除了传播危机信息以外，还充当了感情交流的重要工具。在其他传播手段受到意外限制后，移动的信息联通将受到商业浪潮冲击的、久违的亲情重新联络起来中国重视人与人之间感情交流的传统得到了恢复。
　　手机有助于爱人之间感情的平等交流。社会语言学家认为，从语义层面来看，恋人之间的语言传播经常是无意义的然而，却实现了感情的交流。恋爱中的人们在手机的帮助下终于可以达到如影随形的程度。无论在何时何地，语音尤其是短信都能够到达对方，而不打乱其正常的工作、学习秩序这样，就为男女角色的差异提供了帮助。因为，在中国传统的社交场合中，女性一般扮演着辅助性的角色。而无处不在的手机交流打破了这种角色地位，使女性更多地以平等的身份出现。在家庭中，手机同样有助于磨平夫妻角色差别。“它使公务联系和家务联系都同样容易，它进一步使父母的角色转变为均衡、互换、全方位的角色，给孩子呵护和距离兼有的角色，情感支持和经济支持结合的角色。”。
　　此外，手机还为家庭中孩子角色提供了新的突破。青少年是手机短信的最主要群体，其成长受到手机的重要影响。清华大学社会系2OO4年的一项调查研究表明：“半数以上的调查对象都表示‘通过手机，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他们通过手机与长辈交流，与老师交流，与同辈人交流，从而在这样一种网络空间中建构出自己‘交往圈’；在他们偏爱的‘交往圈’中，他们不受时空的限制，可以随时与远距离的朋友联系沟通，交流着不为父母与老师所知的信息；他们把这种通过手机建构起来的寄托心灵的‘交往圈’看作自己的‘私人空间’在赋予青少年私人空间的同时，手机再次充当了颠覆父权秩序的角色，使之获得了冲破权力限制的媒介工具。
　　这些迹象表明，现代大众传媒技术的发展正朝向人性化演进。单纯从技术层面来看，传媒对中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别无二致。然而，当不同国家的人在使用过程中，由于不同文化的作用，会偏向某种媒介或者某种功能。从这个角度来看，传媒的人性化演进，对中国人来说，是一种文化传统的回归。也就是说，大众传播系统从点对面的精英式传播趋向点对点的互动传播。在现代社会的大工业化时期，社会传播系统为配合生产领域的需要，其建立的目标是人的现代化，即把传统的蒙昧者变成能够适应工业生产的劳动力。在数字化信息时代，大众的现代化改造完成以后，日益工具化的人们又渴望寻找失落的人性。这个时候，大众传播系统产生于人与机器、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互动的需求。因此，社会现代性出现了新的向度，亦即与传统中国社会颇多相似的现代性受到重视。手机在中国的广泛应用，正是应了这种趋势，并且将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中国现代性的复苏。
　　当然，我们也不应忽视手机基于资费的信息交流方式。即使中国普通大众有能力购买更新一代的手机，以收费为核心的运营模式将限制低收入阶层的信息接收，仍然被金钱构筑的等级拒之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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