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唐武宗灭佛的原因

唐武宗灭佛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大的一次灭佛事件。对于灭佛的原因众说纷纭，以往的分析过分地强调经济原因，而忽视了儒家思想和道教的原因。本文通过有关唐武宗灭佛史料的辨析，从儒佛之争和佛道斗争两个方面对唐武宗灭佛的原因进行论述探讨，尤其在佛道斗争方面，认为唐武宗面对当时日益高涨的佛道矛盾不能正确视之；在处理佛道矛盾方面的问题上，又采取了崇道灭佛的极端手段，这才是武宗灭佛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唐武宗灭佛事件表明，佛教在中国发展，会受到各个方面原因的制约的。

关键词：唐武宗；灭佛；原因；儒佛之争；佛道斗争

佛教自西汉末初入中国经魏晋南北朝，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根发芽，并且以其独有的佛教之光独树一帜，已影响了中国文化两千多年，至今仍然魅力不减。它不仅带给中国社会以多方面的影响。也深深地渗透到世界上诸多民族和国家的文化生活中。可以说，自佛光闪烁的那一刹那起，它就对世界文明的进程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应看到，自入境中国以来，佛教在不同时代的际遇不尽相同，不同阶层和不同心态的人们对它褒贬不一，既有人颂之、扬之、信之、崇之；也有人鄙之、疑之，其或力图毁之、灭之。在中国佛教史上，毁佛、灭佛的人中最知名者莫过于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和后周世宗。这四次灭佛事件中，唐武宗灭佛的影响远远超过其他三次，武宗灭佛不仅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唐朝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因此，对唐武宗灭佛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就显得更为重要。对于灭佛事件，前辈做过专门研究和论述，基于前辈们的研究，力求新意，故，本文将从儒佛之争和佛道斗争两方面对唐武宗灭佛的原因进行深入浅出的论述和探讨。

一、儒佛之争

自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就和在思想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相互影响。佛教能够在逐步中国化的过程中得到发展，主要是与儒家思想日益调和、会通、融合的结果。但是，由于两者产生的地理、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不同，二者的内容又有相互对立的一面。同时，由于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故而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中又常常遭到儒家的批判和排斥。从三个方面来看：

从思想文化方面看，佛教是外来宗教，同中国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文化思想有若干背离之处。总的说来，儒学是处世治国之学，佛教是出世离俗之教，二者是对立的。儒家重视人生的现实，重视社会组织和人际关系。故而要求从个人本身开始，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使每一人都在家庭、国家处于适当的地位，以达到家庭和谐、国家富强、天下太平的目的，这是积极入世思想。而佛教认为人生是痛苦的，社会是苦海，要求人们出家，脱离现实，以达成佛的目的。这是消极出世的思想。佛教主张弃世出家，实际就是抛君弃亲，与儒家忠孝之道完全背离。所以儒佛双方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根本的矛盾，特别是对父母的关系上有极大的距离。儒家认为孝是“至德要道，百行之首”，［1］198佛教却别有说法，认为禽兽虫蚁可能是自己的七世父母，现在的父母，可能来世是自己的孙子，这样的怪谬思想，儒家和受儒学影响的人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儒家思想自汉武帝确立为正统思想后，就逐渐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社会道德规范和人们的行为准则，均受儒家思想影响。加之魏晋及以后的封建统治者仍以儒学为治国之本，故佛教在中国的生根发展，首先遇到的阻力就是传统的儒家思想文化。由于儒家思想向来是统治阶级维护政权的基本工具，那么帝王治国的礼法刑政，总得以儒家治国理念为主导，朝廷官吏也多半算是儒家中人，因此正是有了这样两种强大的力量支持，才使得儒家反佛的力量十分庞大，才使得唐武宗为维护自己的根本利益不得不对佛教痛下杀手锏。

从仕人对佛教认识方面看，他们认为佛教的发展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和君主的权力。唐初，最早反佛的是傅奕。他认为佛教宣传“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佛经是“妖书”，它迷惑百姓：“布施一钱，希万倍之报，持斋一日，冀百日之粮。”有些愚昧之人“造作恶逆，身坠刑纲，方乃狱中礼佛，口诵佛经，昼夜忘疲，规免其罪。”这是“乃追既往之罪，虚规将来之福”，完全是欺骗。

在傅奕看来，“且生死寿天，由于自然；刑德威福，关之人主。乃为贫富贵贱，功业所招，而愚僧矫诈，皆云有佛。”这是“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其为害政，良可悲矣！”显而易见，傅奕认为佛的作用和君主的权力是相互对立的。人的生与死是自然现象，刑德威福是人力所致。视富贵贫贱为佛的作用就是窃夺了君主的权力，为害于政。他还说：“礼本于事亲，终于奉上，此则忠教之理著，臣子之形成，而佛逾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以继体而悖所亲。”为了尊君奉亲，以行忠孝，他主张“今之僧尼，请令匹配，即成十万余户，产男育女，十年长养，一纪教训，自然益国，可以足兵。”这样，“四海免蚕食之殃，百姓知威福所在，则妖惑之风自革，淳朴之化还兴”。[2]2215实际上这是以行忠孝的手段，达到巩固唐朝政权的目的。无疑这是儒家思想的根本所在。

元和十四年（819年），唐宪宗敕迎佛骨（即所谓舍利）于凤翔法门寺。先在宫中供养三天，然后送京城各寺，供僧俗礼敬，从而又掀起全国性的宗教狂热。是时，“王公士民瞻奉舍施，唯恐弗及。有竭产充施者，有燃香臂顶供养者。”[3]7765对此，韩愈从儒家立场出发，予以坚决反对。他上表认为，佛教只是夷狄之法，非中国所固有，只是在后汉时才传入中国，因而不合先王之道。又说，佛教的流行使“乱之相继，运祚不长”，对封建统治有害而无益。他着重指出：“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故不宜敬奉。于是他断然提出：“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世之惑”。[4]455并表示，“佛如有灵，能做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此表与宪宗的奉佛心意相抵触，且历数前代奉佛之君运祚不长，固而招致宪宗的盛怒，欲处韩愈以极刑。后经裴度、崔群等人的说情，最后被贬为潮州刺史。韩愈被贬后，又上书宪宗。宪宗道：“昨得韩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谏佛骨事，大是爱我，我岂不知？然愈为人臣，不当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2]4215可见，宪宗是非常清楚儒家思想排佛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君主的地位的。

韩愈自称是孔、孟思想的继承人。他反佛的情绪激昂慷慨，但其反佛的言论内容比傅奕思想更为深刻。他有感于儒学的衰微和佛、道的蔓延，曾写下《原道》、《原性》、《原人》等文章。他在这些文章中认为，只有大力扶持名教，提倡忠君孝亲的孔孟之道，限制佛、道的传播，才能有效地巩固集权的统治。他在《原道》中指出：“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二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无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意思是说佛教背弃纲常名教，有碍国计民生，不合文化传统，务必予以排斥。

为了达到排佛的目的，韩愈提出了儒家的“道统”，把它作为民族文化的主线，以与佛教各宗派的传法世系相对抗。他自认为得了儒学真传，以继承和发扬从尧舜到孟子的道统为历史使命，要效法孟子辟杨、墨的精神来辟佛。基于此，他特别推崇《大学》的理论体系。《大学》将治国平天下列为头等大事，并与个人的道德修养联系起来，而佛教提倡的出世主义，既违背封建伦常，又否认了国家至上观念，所以，佛教是不可容忍的。

韩愈反佛的出发点和理论根据，是为了强化政权，确立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比傅奕涉及的社会和思想问题要深刻得多。为了实现他的儒家政治思想，他在《原道》中提出“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口号，试图以行政手段彻底废除佛教。这一思想为此后唐武宗灭佛提供了重要依据。可见，佛教和儒家的矛盾是愈演愈烈了。

杜牧也曾对佛教进行过猛烈的抨击。他尖锐地指出，崇佛者中，工商人“伪内而华外”，大秤小斛进，小秤小斛出，靠欺骗发财致富；基层小吏，靠敲诈勒索聚敛财富，也能“如公侯家”。上层大官，假公济私，公开掠夺，“人不敢言”。这些人“心自知其罪，皆捐已事佛以求救”，希望“有罪罪灭，无福福至”。结果是“今权归于佛，买福卖罪，如持左契，交手相付”。[5]154完全是做交易。这和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与人”。[6]8“道之以德，齐之以礼”。[6]105正是背道而驰的。尔虞我诈，损国肥私，当然不利于巩固政权。这些被儒家指责的所作所为，佛教认为事佛即可得福。这种矛盾只能日益激化。

从武宗对佛教与政权关系方面看，武宗灭佛也考虑到这两个的关系。他说：“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祸乱，以文理华夏，执此二柄，足以经邦，岂可以区区西方之教，与我抗衡哉”！[2]585所谓“以文理华夏”，就是以儒家思想治理国家。唐太宗说过：“少从戎旅，不暇读书，贞观以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行之数年，天下大理而风移俗变，子孝臣忠，此又文过於古也”。[7]200唐太宗的“文过于古”，就是学习了治国的根本，收到了“天下大治而风移俗变，子孝臣忠”的效果。“子孝臣忠”，就是儒家思想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天下大治。武宗所谓的“以文理华夏”，自然也是这些内容。

会昌三年六月十三日，太子詹事韦宗卿撰《涅槃经疏》20卷进呈武宗，武宗阅后怒不可遏。遂有敕道：“银青光禄大夫守太子詹事柱国华阳县男食邑三百户韦宗卿，忝列崇班，合尊儒业；溺于邪说，是煽妖风。”还说：“而韦宗卿素儒士林，衣冠望族，不能敷扬孔墨，翻乃溺信浮屠，妄撰胡书，辄有轻进”。[8]171-172最后，他焚烧此书，不得外传。在武宗看来，韦宗卿是国家官员，衣冠望族，理应宣扬儒家思想，但他却迷信佛教，“妄撰胡书”。显然武宗认为儒家思想是治国的根本，只有用儒家思想抵制佛教，才能治理好国家。由此可见，儒佛之争是武宗灭佛的重要原因。

至于说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都是“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佛教传入中国后，则是“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9]613更是反佛者的老生常谈。从傅奕到唐武宗都涉及这些问题。这种理论能够屡次谈起，却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主要是因为其出发点是各朝各代以儒家思想为正统，为了巩固以皇帝为中心的专制政权，是最高统治者容易接受的。这也说明了，佛教与儒家思想，佛教与皇权之间的矛盾是难以调和的。

二、佛道斗争

佛教传入中国后，一方面和儒家思想常有冲突，另一方面又和土生土长的道教也矛盾重重。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虽然佛道二教有相近的一面，如佛教的息欲出俗与道教的清心寡欲相近，但二者也又矛盾的一面，如佛教的生死轮回说与道教的长生成仙说相对立。为了争夺宗教的传播阵地，佛道二教的矛盾是很难调和的。而道教之所以能迅速发展，可以说与统治者为了抑制佛教的发展而扶持道教不无关系。由于佛教的兴盛对封建统治不利，所以必须借助道教来削弱佛教的势力，于是，道教迅速发展。而道教反佛还是通过皇帝崇道抑佛和道士排佛来进行的。皇帝何以崇道？希冀长生和祈福禳祸可能是重要原因。因为道教具有追求长生不死，得道成仙并辅以祈福禳祸的功能，而正是这一点，既适应了统治者麻醉人民的需要，又迎合了统治者奢求长命富贵的欲望，所以许多帝王才大力扶持道教。

北魏是鲜卑族建立的政权，鲜卑人是在和中原魏晋接触以后接受佛道二教的。最初，道武帝、明元帝，“亦好黄老，又崇佛法”。太武帝拓跋焘“虽归宗佛法，敬重沙门，而未存览经教，深求缘报之意。及得寇谦之道，帝以清静无为，有仙化之证，遂行其术”。[10]3033故而后又灭佛。

北周武帝最初决定：“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10]235后又灭佛。到了唐代，贞观十一年（637），太宗决定：“道士、女冠宜在僧尼之前。”上元元年（674），高宗又决定，道士、女冠、僧尼“不须更为先后”。天授二年（691），武则天又决定：“释教宜在道教之上，僧尼处道士之前。”景云二年（711），睿宗又决定：“僧尼、道士、女冠并宜齐行并集”。[12]1007这都说明佛道之间的矛盾是长期的，不是偶然的。

事实上，确有不少皇帝迷信于此。清人赵翼总结说：“古诗云：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自秦皇汉武之后，固共知服食金石之误人也。”但是，唐代皇帝并未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而又“以身试之”。太宗因服药后，“遂致暴疾不救”。“宪宗又惑长生之说”，服金丹而“暴崩”。穆宗信道士“饵金石”而死。敬宗“明知金石之不可服矣”，但又被道士刘从政所迷惑，遣人到湖南、江南一带采药。武宗更“早好道术”，即位后又召倒是炼丹药，结果又为丹药所误而亡。宣宗虽然杀了道士赵归真，还有人劝他“方士不可听，金石有毒不宜服”。但他又服“太医李元白所治长年药”，以致“疽发被而崩”。“唐代服丹药者六君，穆、敬昏愚，其被惑固无足怪，太、宪、武、宣皆英主，何谓甘以身殉之？实有贪生之心太甚，而转以速其死耳”。[13]315另外，高宗、玄宗也很重视道士炼丹制药，几乎为其所误。

其实古代帝王都有追求长生不老的心思，而道教产生后，恰好迎合了最高统治者的心思，而且从教义上公然宣扬长生不老，还可以白日飞升，让最高统治者笃信道教，即使长生不死不能实现，但作为最高统治者，为了保持自己的既得利益，永远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他们总对长生不死抱有一线希望。同时，他们对道士所开的无法办到的仙药，也往往迷信自己的权威，认为自己可以得到，毫不质疑。例如，会昌五年（845年）正月，道士为武宗开的仙药是：“李子衣十斤，桃毛十斤，龟毛十斤，兔角十斤。”这在一般人看来，当然是无稽之谈，但武宗却派人四处寻找。八月，又“令诸道进年十五岁童男童女心胆，亦是被道士诳惑也”。[8]195由此可见，道士为皇帝炼制长生不死药的手段，确有迷惑皇帝的作用。

赵翼的论述颇为深刻。正是由于皇帝“贪生之心太甚”。所以，道教虽然在理论上难以战胜佛教，但在这方面却能迷惑执迷不悟的皇帝。可见，武宗崇道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道教利用；武宗的“贪生之心太甚”，欲以通过排佛来抬高自己的地位。

总而言之，唐朝皇帝是非常重视道教的。除了以上所述道士能迎合皇帝“贪生之心太甚”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魏晋以来形成的门阀士族，到了唐初虽已衰落，但还有相当的社会影响。李渊家族并非名门世家，为了提高其门第出身，便宣称自己是道教太上老君李耳的后代，借以把他们的统治说成是“奉天承运”。唐高祖对道教倍加推崇，并正式宣布：道一，儒二，佛三，从而确立了道教在唐朝的特殊地位。

佛教在教义上的优势，使道教难以匹敌。于是，道教就利用政治上的优势排斥佛教。武宗灭佛正是这种矛盾的发展和激化。

道士赵归真对武宗灭佛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赵归真在敬宗时受到重视，武宗早就和他相识。李德裕曾劝武宗说：“臣不敢言前代得失，只像归真在敬宗朝入宫掖，以此人情不愿陛下父亲近之。”武宗搪塞道：“我尔时已识此道人，不知名归真，只呼赵炼师。在敬宗时已无甚过。我与之言，涤煩尔。至于军国政事，唯卿等与次对官论，何须问道士。非直一归真，百归真已不能相惑”。[2]603李德裕是武宗非常信任的宰相，但他不相信李德裕对赵归真的非议，而且赵归真在被文宗贬往岭南以后又被重用，可见，武宗重视赵归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武宗灭佛是从重用赵归真等道士开始的。《旧唐书》卷18上《武宗纪》载：“帝在藩时，颇好道术修摄之事。是秋（开成五年，840年），召道士赵归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于三殿修金籙道场。帝幸三殿，于九天坛受法籙。右拾遗王哲上疏，言王业之初，不宜崇信过当，疏奏不省”。武宗置之不理。会昌元年六月，武宗“以衡山道士刘玄靖为银青光禄大夫，充崇玄馆学士，赐号广成先生。令与道士赵归真于禁中修法籙。左补阙刘延谟上疏切谏，贬彦谟为河南府户曹”。[2]587武宗上台不久便两次贬谪上疏諫阻崇道大臣，还要度进士，明经两科的中举者或考生为道士，可见，他崇道进了一步。后来在会昌三年夏，武宗又“敕召国子监学士，及天下进士及第、身有学者，令入道教，未有一人入其道者也”。[8]178所以此事在众人抵制下才不了了之。

会昌二年十一月，（武宗又）以道士赵归真门两街都教授博士。[12]1017三年五月，在讨伐反叛企图半割据的藩镇泽潞前夕，武宗又“筑望仙观于禁中”。[2]595“是年修望仙楼及廊舍，共五百三十九间”。[3]7958在大战前夕和大战之际大兴土木修望仙楼观等，想必是欲祈求道教神袛的保佑。三年五月起，河北道潞府刘从諫之侄刘稹等反。为破潞府，武宗“敕召道士八十一人，又于内里，令作九天道场。于露处，高垒八十张床，铺设精彩。十二时行道祭天尊，干脯酒肉，用祭大罗天。四月一日起首，直到七月十五日为终期”。［8］176会昌四年二月，武宗“驾幸左街金仙观，是女观。观中有女道士，甚有容。天子召见入意，敕赐绢一千疋。遂宣中观令修道观，便通内，特造金仙楼。其观本来破落，令修造严丽，天子频驾幸”。[8]177

会昌四年，“以道士赵归真为左右街道门教授先生。时帝志学神仙，师归真。归真乘宠，每对排毁释氏，言非中国之教，蠹耗生灵，尽以除去，帝颇信之”。[2]600四年四月，谏官李德裕等谏阻武宗好神仙、宠幸赵归真，武宗不理睬。唐武宗还“向后驾幸左街兴唐观，是道士观，又赐千疋。特令修造铜铸圣容，作圣容当壮严齐绝”。美国赖肖尔认为，这里的“圣容”指铸造武宗自己的塑像，并安放在观里供奉。会昌五年春正月，武宗“敕造望仙台于南郊。时道士赵归真特承恩礼，谏官上疏，论之延英殿。”武宗仍然一意孤行。在武宗崇道思想与日俱增的情况下，道教利用其对皇帝的影响来排斥佛教是很自然的事情。武宗灭佛正是这种矛盾的发展和激化的结果。[14]

《旧唐书·武宗纪》说：“归真自以涉物论，遂举罗浮道士邓元起有长年之术，帝遣中使迎之，由是与衡山道士刘玄靖及归真胶固，排毁释氏，而拆寺之清行焉。”这都说明武宗要求长生的愿望十分迫切，从而使他相信道教，排斥佛教。所以在道士们的影响下，排佛拆寺流僧的运动兴起。宰相李德裕等也率百官上徽号曰“仁圣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皇帝”。这一徽号既迎合了武宗崇道排佛之心，也表达了他们的反佛之意。《资治通鉴》说：“尊号始无‘道’，中旨令加之。”胡注曰：“是时帝崇信道，故旨令群臣于尊号中加‘道’字”。[3]8031

会昌三年（842年）十月，武宗即有敕下：凡有违犯佛教清规戒律的僧尼，必须还俗。敕文还规定：有财产的僧尼，要没收其财产，不愿被没收者，必须还俗为两税户。很明显，这是与佛教在经济上发生利害冲突的反映。另外有一名为眩玄的僧人自称可做“剑轮”，并谓可领兵打败回纥。结果他做“剑轮”失败，武宗将其斩首。此事更促使了武宗灭佛的决心。

会昌四年正月，中书省奏定断屠日，武宗下敕：“斋月断屠，出于释氏，国家创业，犹近梁、隋，卿相大臣，或沿兹弊。正月以万物生植之初，宜断三日。列圣忌断一日。仍准开元二十二年敕，各断三日，余月不禁”。[2]610据《唐大诏令集》记载：“武德二年正月诏：自今以后每年正月、五月、九月，凡关屠宰杀戮，网捕畝猎，并全禁止。”知，唐朝原定于三长月（正月、五月、九月）不杀生，是以佛家律法而定，现在改为三元日即正月、六月及十月之十五日断屠，则是按道家之规定。[8]165时至三月，武宗又敕令不许供养佛牙，同时敕代州五台山、泗州普光王寺、终南山五台、凤翔法门寺等处有佛指亦不许供养，如有违反，送一钱者杖脊20，僧尼受钱者例同，结果这些佛门胜地被弄到了“绝人往来，无人送供”的境地！日本僧人圆仁对于这些情况曾作了详细的记录：

今上偏信道教，憎嫉佛法，不喜见僧，不欲闻三宝。长生殿内道场，自古以来，安置佛像经教。抽两街诸寺解持念僧三七人番次差入，每日持念，日夜不绝。今上便令焚烧经教，毁拆佛像。起出僧众，各归本寺。于道场内安置天尊、老君之像，令道士转道经，修练道术。国风：每年至皇帝降诞日，请两街供奉讲论大德及道士于内里设斋行香。请僧谈经，对释教道教论义。今年只请道士，不请僧也。看其体色，从今以后，不要僧人入内。道士奏云：“孔子说云：‘李氏十八子昌连未尽，便有黑衣天子理国’。臣等窃惟黑衣者，是僧人也。”皇帝受其言，因此憎嫌僧尼。意云：“李字十八字。为今上当第十八代。恐李家连尽，便有黑衣夺位欤？”功德使帖诸寺：“准敕：不许僧尼街里行，犯钟声。若有出者，事须诸寺钟声未动已前，各归本（寺）讫。又不许别寺宿。若有僧尼街里行，犯钟声，及向别寺宿经一夜者，科违敕罪。”到七月十五日，城中诸寺七月十五日供养。诸寺作花：腊花鉼、假花果树等，各競奇妙。常例皆于佛殿前设供养，倾城巡寺随喜，甚是盛会。今年诸寺铺设供养胜于常年。敕令诸寺佛殿供养花药等般到兴唐观，祭天尊。[8]176

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对佛教限制愈严，对道教尊崇愈高，这二者是同步的。另外，唐武宗还对这些地方的僧尼进行检查，凡“无公验者，并当处打杀，具姓名闻奏”。还严格限制僧尼的自由。不久，武宗又有敕下：“令毁拆天下山房蓝若，普通佛堂，义井材邑斋堂等，未满二百间不入寺额者。其僧尼等尽勒还俗，充入色役。”九月，泽潞既平，天子人士银台楼上看大笑曰：“昭义已破，今未除者，唯是天下寺舍，兼条流僧尼都未了，卿等知否”？[8]179这就一语道破天机，毁佛是既定之政策，所以一直未能采取过激行动，是因为有所顾忌，现在内忧外患都不复存在，故佛教之大灾难便到来了。

会昌五年（845年）三月，又开始了更大规模的灭佛。武宗先后下敕，禁止天下寺院置庄园，并责成检勘天下寺舍奴婢多少，兼钱物、斛斗、迟段，一一登记造册闻奏，长安诸寺由两军中尉检勘，诸州府县则委中书门下负责，这是毁佛做的准备工作。随之便宣布诸寺钱物、兼货卖奴婢的赎钱，予以充公，“拟充百察奉科”,又下敕令天下僧尼四十岁以下者还俗，递还本贯。就在这时，又出现这一情况：武宗责问道士，为何几次都未见一人成仙？道士没法解释，只好诿过于佛教，说：“缘中国佛教与道教并行，黑气越着，碍于仙道，所以登仙不得。”武宗竟信以为真，毁佛愈加严厉，遂下诏僧尼五十以下尽勒还俗，进而依年岁、戒行及祠布牒之有无，分为数起，次第还俗。到五月，京城僧尼条流殆尽，每寺惟留三纲检理财物，及事毕亦令还俗。就连外国僧人也不例外，如天竺僧人难陀、宝日、日僧圆仁等，也因没有祠部文牒，勒令还俗遣返，同时令僧尼不服还俗者，科以违敕罪，当时决杀。这些都是圆仁在京师目睹的情况。地方上推后数日，情形也当和长安大致相同，我们仍然可以从圆仁记中找到证据：是年六月，圆仁行至泗州，目击了普光王寺庄田、奴婢、钱物尽被官府没收的情景，时“寺里寂寥，无人束往。州司准敕，欲拟毁拆”，行至楚州，因怕被科以违敕罪，圆仁忍痛扔掉身携带的佛经及佛像，行至扬州，见城里僧尼正裹头，递归本贯，拟拆寺、金钱物、庄园、钟等送官府收检。

七月，下敕并省天下佛寺。据《资治通鉴》卷247：秋本月，敕上都、东都两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节度观察使治所及同、华、商、汝州各留一寺，分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僧十人，下等留僧五人。余僧及尼并大秦穆护，祆僧皆勒归俗。寺非应留者，立斯令所在毁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财货田产并没官，寺材以葺公廨驿舍，铜像、钟磬以铸钱。

至此，毁佛达到了最高潮，不久又将僧尼改隶鸿胪寺，八月下制通告全国。

我们可以看出，在会昌毁佛的过程中，道教一直被尊宠并相伴随，而且佛教毁之愈严，道教尊之愈高，表现出唐武宗对佛教的强烈地厌恶。虽然在拒纳谏言时，武宗说了这样的话“朕宫中无事时与之读道涤烦耳。至于政事，朕必问卿等与次对官，虽百归真不能惑也”。[3]8000但事实上他不但被赵归真所“惑”，而且“惑”得厉害，以至于毁佛政策上，态度表现出如此得强烈。

通过以上内容分析所见，唐武宗时佛道之间的矛盾达到了非常尖锐地程度。同时，唐武宗迷信道教，已助长了道教势力的发展，从而使道教势力趁机诬陷佛教，挑衅佛教。道教的教义言论不但迎合了武宗实施灭佛的政策，而且让唐武宗对佛教痛下杀手。这才是武宗灭佛的社会大气候。可见，佛道斗争是武宗灭佛的主要原因。

结语

综上所述，唐武宗灭佛是佛教与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和道教文化争夺思想统治权的结果。让佛教受到了前所未有地打击。当然，武宗灭佛更直接与统治阶层，尤其是最高统治者个人的意志和决断密切相关。而在封建专制集权机制的运作下，皇帝对佛教所持的态度，对佛教兴衰程度甚至可起决定性作用。由此，笔者认为，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在其衍变和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时，就必然受到中国社会的儒家传统文化和道教文化以及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制约，而中国社会所固有的那种“神权绝对服从王权”的政治特性，都在表明佛教这一宣扬出世思想得宗教文化，根本无法游离于中国社会严苛地具体条件。而佛教作为一种日益中国化的意识形态，又是无法从物质上加以毁灭的。虽然佛教在浩劫之后便迅速复兴，显示了其极强的生命力，但“唐武宗灭佛”毕竟用残酷的事实为佛教在中国得发展历程中增添了坎坷的悲剧色彩。但灭佛也表明，当佛教的发展对封建统治有利时，便会得到支持、扶持；一旦脱离或偏离封建统治政治轨道时，便会受到打击，限制。一句话，神权必须服从王权，宗教必须为封建统治服务。佛教就是在这种环境中曲折地发展，这成为佛教在中国传播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成为推动佛教汉化的客观原因之一。总之，神权和王权这一对封建社会的孪生子，为了各自的发展，最终还是得走向合作而相行共生，佛教适应了中国社会，学会了“依国主”，则“法事立”；而封建政权，则继续利用佛教的“劝化”功能，使政权得以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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