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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须谈“负”色变

时间:2023-04-14 11:35:29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字表明,从2022年开始中国进入了人口负增长时代。面对人口负增长,我们既不应掉以轻心,也无须谈“负”色变,更不必在“乐观”和“悲观”之间选边站队,而是需要对人口问题形成正确认识,进而做出有效的政策应对。

  对增量的挑战应有清醒的认识

  有人以中国人口和劳动力规模仍将保持庞大为依据,认为正在发生的人口变化,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很大的干扰,因而并不值得大惊小怪。这个认识视角只有部分的正确性,同时却会导致对现实挑战不该有的忽视。人口是正增长、零增长还是负增长,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大不一样,足以产生在方向上南辕北辙、在程度上天壤之别的结果。

  首先,在人口进入负增长之后,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加速,导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比原来的趋势进一步下降。2011年至2022年,即劳动年龄人口达峰到总人口达峰期间,中国15岁~59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仍然处在缓冲期,年平均减少0.14%,随着缓冲期的结束,在2022年~2035年期间,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年均速度将提高到0.83%。这将产生降低潜在增长率的结果,包括:劳动力短缺,造成工资成本提高;新成长劳动力减少,减缓劳动力整体人力资本的改善;资本投入快于劳动力投入,导致投资回报率下降;劳动力转移即资源重新配置空间,导致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下降。

  其次,人口负增长和更深度的老龄化使需求因素——特别是居民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常态制约。中国人口、经济和消费的增长相互影响、互为因果,近年来已经同步减速。不仅老年人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受到低就业率、劳动收入和保障水平制约,大龄就业者也由于承担缴纳养老保险、赡养家庭老人和预防性储蓄等负担,受到明显的消费抑制。在一些城市的调查显示,居民在23岁到85岁的这个生命周期,年龄每提高一岁,平均消费支出降低1.8%。

  跨国数据显示,在老龄化率超过14%这个老龄社会门槛后,居民消费支出在GDP中的比重趋于降低。对中国来说,人口负增长将对消费增长造成更大的冲击,2021年老龄化率达到14.2%,标志着成为老龄社会,居民消费也进入相对疲弱的轨道。

  最后,人口抚养比加快提高,削弱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从人口峰值前后各十余年来看,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与16岁~59岁劳动年龄人口比率,即老年人口抚养比年均提高速度,预计从2010年~2022年期间的3.8%,显著增加到2022年~2035年期间的4.5%。由于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具有的“现收现付”性质,即社保缴费和支付在当期同步完成,在缴费者和领取者人数日益不对称的条件下,这个体系的可持续性值得重视。要重视规模庞大的人口存量机遇

  规模庞大的人口存量仍然是中国的优势所在,也为人口负增长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机遇。从供给侧来看,虽然劳动年龄人口加速减少,但是,就业结构调整仍然可以大幅度增加劳动力供给。2021年,中国农业就业比重为23%,比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出20个百分点。设想农业就业比重降低的三种情景:降低1个百分点所释放的劳动力,就超过诸如马里、也门这样国家的劳动力存量;降低10个百分点释放的劳动力,则超过诸如巴基斯坦和俄罗斯这样国家的劳动力存量;降低20个百分点释放的劳动力,甚至超过了中东和北非国家的劳动力总和。

  从需求侧来看,庞大人口规模也是扩大消费需求的巨大潜力。2021年,中国人口在世界占比为17.9%,而居民消费总支出仅为世界总额的12.8%,意味着中国的人均消费支出还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如果缩小这个明显的差距,即让中国的消费和人口的全球占比达到相等,可以把中国居民的总消费支出增加39.4%,这个增量总额甚至大于日本、德国、英国和印度这些国家的消费支出。

  应对负增长,改革紧迫性更加突出,改革方向也更加清晰

  重视人口负增长这一新情况,就是要以此作为更加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警钟,认识到挑战和机遇在哪里,从政策上做出主动回应。体制改革、政策调整和制度建设,都是由现实需求而引发和推动的。在经济增长的供给侧驱动力和需求侧拉动力遇到更严峻挑战时,即在传统增长动能加快弱化的条件下,对新的体制机制、政策导向和制度安排的需求也愈加强劲,改革紧迫性更加突出,改革方向也更加清晰:

  从供给侧,以改革红利替代人口红利。我们在预测未来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时,预设了两种情景:第一种情景是假设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速度不变,2021年~2035年期间的GDP年均潜在增长率为4.4%;第二种情景是如果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提高13%,潜在增长率可提高到4.8%。在新的人口条件下,通过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应着眼于:推动新型城镇化,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继续转移;改善营商环境,扩大市场准入,让经营主体依靠生产率水平进退存亡、优胜劣汰;稳定制造业比重,创造更多的高生产率岗位,防止劳动力内卷化。

  从需求侧,改善收入分配,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和均等化水平。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群体尚有未满足的消费需求、消费受制于后顾之忧,同时具有更强的消费意愿。因此,显著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建立健全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的社会福利体系,既是共同富裕的要求,也有助于挖掘庞大的消费市场。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提高农村脱贫人口、进城农民工和老年人的收入水平,满足这些群体的基本公共服务需要,加快将其培育为中等收入群体,可以显著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改革越来越具有红利丰厚、报酬递增,以及供给侧和需求侧有机统一和相互促进的特点。从这方面看,有一些改革领域尤其突出。例如,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户籍制度改革,可以增加非农劳动力供给,可以促进劳动力流动从而提高资源重新配置效率,还可以大幅度提高新市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又如,深化教育特别是延伸义务教育年限,既有财力基础,又可以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假设公共教育支出保持在GDP中占比4%,到2035年之前,公共教育支出可实现年均4.3%的增幅,同期义务教育负担率(即4岁~18岁人口与19岁~64岁人口的比率)却以年均2.2%的速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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